经过回教歼灭之后的印度佛教，在我国南宋宁宗(西元一一九五－一二二四年)之时，即告消声匿迹。在政治方面，回教人入侵之后，建立了莫兀儿帝国。相继而来的是欧洲的白人，先后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最后便由英国全面统治，而於西元一八七七年成立了英印帝国，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兼做了印度的皇帝。

　　迄西元一九四八年，始获得独立。但在独立以前的一年，已经由於回教徒及印度教徒的相互仇视而在英国政府的监督下，将印度的版图，分割为印度及巴基斯坦，成了两个国家。

　　正由於异民族的长期统治，同时有若干知识分子也受了时代思潮的激动，所以争取民族独立，主张民权平等的要求，便日益迫切。为了团结全民以对抗外侮，为了同情贱民阶级的悲苦生活，就有甘地先生应运而起。甘地坚持不合作及不用暴力的主义，以反抗英国政府；他穿上了贱民的服装，以提高贱民阶级的自尊。

　　我们知道，印度教是阶级主义的宗教，印度教之能在回教入侵数百年后尚未灭亡，是由於他们的战斗精神，所以，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及贱民平等思想，并非印度教的产物，倒与佛教吻合。甘地自己也说：“印度教中把不可接触列为教规，那是一种腐化的部分，或只是一个赘瘤。”又说：“请看菩萨(系指释尊)的慈悲，不但施於人类，而是广泛及於一切生物。

　　事实上，今日的印度人民，已不仇视佛教，且以佛教发源於他们的国家为光荣，甚至印度的前总理尼赫鲁说：“印度是佛陀的祖国，佛教教义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扬佛的和平主义，是我们每一个佛子都应有的责任。”(星云法师《海天游 [跳-兆+宗]》一六六页，一九六四年初版，《觉世》旬刊社出版)

　　因此，佛教在印度，已经露现了复兴的曙光，虽其人数的比例，尚是印度各大宗教中的第六位，它们的次第如下：

　　(一)印度教：三亿零三百一十八万六千九百八十六人。

　　(二)回教：三千五百四十万零一百一十七人。

　　(三)基督教：八百一十五万七千七百六十五人。

　　(四)锡克教：六百二十一万九千一百三十四人。

　　(五)耆那教：一百六十一万八千四百零六人。

　　(六)佛教：一十八万零七百六十九人。

　　(七)拜火教(教)：一十一万一千七百九十一人。

　　(八)犹太教：二万六千七百八十一人。

　　(九)各部落原始宗教：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八百九十七人。

　　以上统计，系出於一九六○年日本出版的《佛教大年鉴》一七页。其中所列 的锡克教(Sikhism)，它由生於西元一四六九年的难能教主(Guru Nanak)所创，他出生於旁遮普地方的武士阶级，鉴於印回两教的冲突而研究各宗教教理，发现印回二教的上帝只有一个，它是超乎世间，而永恒存在。他主张内心的真纯信仰，不同意偶像的崇拜。

　　重视佛教

　　近世以来的印度，除了其民族独立运动需要佛教的思想，在国际上的许多学者，也给佛教带来了新的希望，由於印度佛教遗迹的继续发掘出土，以及梵文和巴利文佛典的研究考察，已向世界公布：佛教虽是古老，佛陀的教义，却被发现仍是如此新鲜而合乎时代思潮的要求。

　　印度政府为了配合这一形势，特别设有考古部，派员四处探寻佛教的遗迹，如今，凡是已被发掘出土的，均加保护，并整理其环境，同时在加尔各答及鹿野苑(Sarnath)等处，成立博物馆，储藏陈列各项佛教的古物，以供来自各国的学者及朝圣者的观摩参礼。

　　据朱斐居士说：“印度政府在近十年来……将每一处通达圣地的公路上铺了柏油，各处圣地也装了电灯，并且在每一圣地，都建有政府的招待所，以接待各国来印朝圣的佛教信徒。政府机关首长的办公厅里，除了甘地先生的遗像外，多加上了一幅佛陀圣像。”(朱斐《空中行脚》三六页)

　　印度重视佛教的表现，尚有在一九五六年，由政府主办了释尊灭度二千五百年纪念大典。一九六○年，又在德里建设一所佛陀纪念公园(BuddhajayantiPark)。一九六四年，又由政府协助，在鹿野苑召开了第七届世界佛教徒联谊会。

　　正由於政府重视佛教，凡是去巡礼佛陀圣迹的外国人，无不受到印度朝野的竭诚欢迎。例如西元一九四○年一月，太虚大师访问印度，即有这样记事的诗句：“甘地尼赫鲁太虚，声声万岁兆民呼；波罗奈到拘尸那，一路欢腾德不孤。”又於一九六三年，白圣法师率团前往朝圣，也受到了印度总理尼赫鲁的亲切接见。

　　但是，要介绍近代的印度佛教，必须记得另外两位伟大的居士，那就是达摩波罗及安培克两位功臣了。

　　达摩波罗

　　达摩波罗居士(Dharmapa－la Anagarika 西元一八六四－一九三三年)，生於锡兰可伦坡的一家家具制造商的家里，他的家人信佛，却把他送往一间基督教的学校受教育，但他不愿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后来，他受到美籍的佛教徒邬克德上校(Colonel Henry Stell Olcott 西元一八三二－一九○七年)的感化，便对佛教的信念坚固起来，进而研究佛教，接着便宣誓将以复兴佛教为其毕生的目的。

　　西元一八九一年，达摩波罗首先到印度巡礼了鹿野苑，见到昔日的圣地，竟是一片荒凉的景象，他又到了佛成道处的佛陀伽耶。当年他才二十九岁，正好是释尊出家的年龄。这次造访，给了他更多的启发，於是下定决心，就在那年十月的下旬，召开了重兴圣地的国际佛教徒会议。

　　西元一八九二年，他即以“印度教与佛教之关系”为题，初次在加尔各答传道，并创设大菩提会事务所，创《摩诃菩提杂志》，藉以联络各国教友。因此，他又访问了美国、夏威夷、欧洲、日本等国家地区，在各国教友的援助下，他的大菩提会(Maha－bodhi Society)终於成立。他以佛教已被放逐了八百年之后，现又重回故乡而自慰，并且以此勉人。他说他要以佛陀超越一切阶级的信条，来奉赠给印度的人民。

　　达摩波罗居士在印度为复兴佛教，工作了四十多年，广传教义，培植人才，设立分支机构，便利朝圣的教友。例如在鹿野苑的摩诃菩提社，对於前往朝圣的人，均予借住，唯膳食自理；现在加尔各答的该社，也有专供朝圣教友们住宿的房舍。

　　他病逝於西元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但他给予印度佛教的生机再现之功德，将永为后世敬仰和赞扬。

　　安培克博士

　　安培克博士(Dr. Ambekar)本生於被印度教视为“不可接触”(Caste)的贱民之家，故他在少年时代即遭受到各种场合的歧视和虐待，印度教的种种制度使他深深地感到不满。后来有一位基督教的传教士，认为他可以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便协助他留学英国，并取得法学博士的学位。二次大战后，印度独立，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司法部长，又成为印度新宪法的起草人及新印度的指导者之一。但他感到，若要改革社会制度的弊端，最彻底的办法，唯有实现佛教的四姓平等的社会，方能解救贱民阶级的疾苦。於是，他便宣布，自己改信佛教，劝导他的贱民群众信佛，并於一九五五年发起佛教主义运动。

　　终於，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安培克博士夫妇，率领了他的群众约五万人，在印度中部拿格浦尔 (Nagpur)一个四十英亩大的广场上，由印度当代最负盛名的司塔维拉法师(Ven. U. Chandramani Maha－stha－vira)，主持典礼，代表僧团，接受他们的集体皈依。同时皈依的，尚有前高等法院院长尼奥基博士(Dr. M. B. Niyogi)，以及梅令达大学院校长契拿司(Sri. M. B.Chitnavig)等社会名流。

　　可惜，这位虔信佛教的法学博士，竟於同年的十二月间，抱病出席於尼泊尔召开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四届大会时，在他演说之后，即与世长辞了。

　　但是，他对佛教经过三十年的研究之后，所完成的一部《释迦和他的宗教》， 已於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全印度佛教会议”中通过，被采用为印度新佛教徒的圣典。可见他对印度佛教的复兴运动，影响之大而且深了。

　　佛教学者的活动

　　佛教在印度，自从印度教复兴之后，已为印度教所吸收，他们不以佛教为一独立的宗派，而是将佛教与湿婆崇拜及毘纽笯崇拜，视为同一个宗教。唯在锡兰方面，仍以巴利语圣典的传持，维系着上座部佛教的纯一的信仰。

　　近世以来，印度与锡兰两地，对於佛教虽各持不同的态度，但在研究方面，均有很多人才和许多贡献。唯在印度的佛教学者，因其不能将佛教置於独立的地位，总以印度教作为正统的思想，所以不无缺点。然而，印度学者接受了西方人的治学方法，故能持一客观和批判的态度来研究佛教。他们研究的对象，初受锡兰的影响，着眼於巴利语圣典；后来扩大范围，乃以梵文及巴利文圣典为主，做语言学及文献学的考察，旁及哲学、考古学、历史学和美术等的研究。最近又增设了专攻佛教学的大学和研究所，同时派遣留学生至日本等地，研究佛教。

　　当然，印度佛教的复活，既是仰助於达摩波罗的反哺，在学术上的启蒙，也不例外，达摩波罗的摩诃菩提协会创立之后，即有几位印度学者，去锡兰研究巴利语，因而奠定了印度近代佛学的研究基础。

　　西元一八九二年，便由印度人，在加尔各答创立了佛教圣典协会(Buddhist Text Society)。在此之前，则有弥多罗(Ra－jendra La－laMirowa 西元一八二四－一八 九二年)、斯脱利(Hara Prasa－da sa－srowi 西元一八五三－一九三一年)和达斯(Sarat Chandra Das 西元？---一九一七年)三人，为近世印度佛教学的草创者。弥多罗著有《尼泊尔佛教目录》(Sanskrit BuddhistLiterature of Nepal 西元一八八二年)，西 元一八八八年又出《八千颂般若》的校订版。斯脱利曾协助弥多罗对於尼泊尔佛 教文献的整理，后来则亲自到尼泊尔做了两次寻访佛典的写本，并且校订了《不二金刚集》(Advayavajra-samgraha G. O. S. 西元一九二七年)。达斯乃为印度人研究西藏佛教的先驱，他进入西藏，踏访藏文佛典，并对喇嘛教进行调查的结果，除了撰写报告 Indian Pandits in the Land of Snow(西元一八九三年)等之外，又於西元一九○八年校订了西藏语的佛教史《如意法善树》，西元一九○二年则著成《藏英辞典》。

　　以上三人，也可算是“佛教圣典协会”的先驱者。此后，该会的工作是每年刊行年报、校订原典、翻译和出版，与孟加拉亚洲协会(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西元一七八四年)合作，成为印度学者研究佛教的中心。

　　其次，要推达斯的弟子韦提耶勃莎那(Satis Chandra Vidya－bhu－s.an.a 西元？”一 九二○年)，他曾协助达斯，担任佛教圣典协会的事务。他初学於加尔各答大学，后至锡兰研究巴利语佛教，归国后便任加尔各答大学的校长，他的专长是印度论理学，著有《印度论理学史》(History of IndianLogic 西元一九二二年)等，乃为研究因明学的基础书。他的继承者是白罗亚(Beni Madhab Barua

　　西元？－一九四八年)，担任加尔各答大学巴利语的主任教授，他的主旨是在究明佛教之所以成立的历史背景，故著有《佛教以前的印度哲学史》(History ofPre-Buddhist Indian Philosophy 西元一九二一年)以及邪命外道之研究等的论书。

　　同在加尔各答大学内的印度佛教学者，尚有巴他茶利耶(Vidhushekara Bhattacharya)与B.C。劳(Bimal Churn Law)两位教授，前者以研究梵文及藏文文献为主，后者则为巴利文文献的大师。

　　巴他茶利耶曾於西元一九三一年，将龙树的《大乘二十论》及提婆的《四百论》由藏文还原为梵文，西元一九二七年则将《因明入正理论》译为印度文，并且著有《佛教的基本概念》(The Basic Conceptionof Buddhism 西元一九三二年)，迄今仍以垂暮之年，校订《瑜伽师地论》的梵本中。

　　B. C。劳的学术领域很广，除了佛教教理的研究之外，对於佛教史、社会学、地理学、民族学和耆那教等，均有深入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已达五十册，乃为近世印度学者之中着作量最多的一位。在研究工作上，他是白罗亚的后继者，他的主要着述有巴利语圣典的校订、英译，和传记的撰著，另有《巴利文献史》(History of PaliLiterature 西元一九三三年)、《古代印度之种族》(rowibes in Ancient India 西元一九四三年)等。

　　同为白罗亚的弟子，尚有达脱教授(Narinaksha Dutt)，他的最初著作有《大乘佛教的诸相及与小乘的关系》(Aspects ofMaha－ya－na Buddhism and itsRelation to Hinaya－na 西元一九三○年)、《初期佛教的教团》(Early Buddhist Monachism 西元 一九四一年)，但他主要的特长在於梵文佛教，故於西元一九三四年校订了《二万五千颂般若》出版，一九五二年又校订了《法华经》出版，此后继续校订含有《根本说一切部毘奈耶》及《三昧王经》的《吉尔吉特写本集》，当他在加尔各答大学退休之后，即任孟加拉亚洲协会的会长等职。

　　由於以上诸位大学者的薰陶之下，加尔各答大学的佛教学者辈出，俨然形成了一个加尔各答佛教学派。其中包括现任那烂陀大学巴利文研究所所长马克尔杰(Satkari Mukherje, Buddhist Philosophy of Universal Flux 西元一九三六年)；一九五六年去世的巴咯却(P. C. Bagchi)，乃是着名的中央亚细亚考古学者；麦琴达尔(R.C.Majumdar)是专攻东南亚佛教史的学者。

　　与加尔各答大学同为佛教学研究之中心的，则为维湿瓦巴拉迪大学(Visa－nti Bhiksu)这所大学的特色，是以梵文与汉文佛典的研究为主。在巴咯却教授担任副校长期间，出有《二种梵汉语汇》(Deux-lexiques Sanskrit-chinois西元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年)、《中国的佛教圣典》(Le Canon Bouddhique en Chine西元一九二七、一九三八年)。另有萨斯特利教授(N. Aiyaswami Sastri)将汉文的《观所缘论》、《稻芊经》、《大乘掌珍论》、《十二门论》等还原为梵文。Santi Bhiksu Satri则将《发菩提心经》、《发智论》等还译为梵文。摩克波提耶(S. K. Mukhopadhyaya)教授校订了《三无性论》及《金刚针论》等书。帕罗塘(Pralhad Pradhan)教授校订了《阿毘达磨集论》，於一九五○年出版。

　　另有摩诃菩提协会，在鹿野苑设立出版社，将巴利语圣典，译成印度方言出版，该会僧侣会员的摄化对象，多为印度人及欧洲人，因其不乏饱学的比丘。

　　现在佛陀的祖国，已有几所研究佛学的中心，例如普陀那的伽耶斯瓦研究所(Kashi Prasad JayaswalResearch Institute)、那烂陀的巴利文研究所(Na－landa Pa－li Institute)、波奈勒斯的印度大学等。

　　总之，在今日的印度，研究佛学的风气，已不寂寞，并已有了相当的成就。(以上取材於日文《近代佛教讲座》第一卷二六九－二七六页)

　　教团的概况

　　今日印度的佛教，在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面，虽不乏高人，在教徒的摄化方面，却尚不够理想。也就是说，知识的或学问的佛教，固然已经在上层结构的大学里生根滋长；信仰的或生活的佛教，还未能够渗入印度人的社会，更未能够普及民间。纵然印度教徒也崇拜佛陀，那却不是真正的佛教。据朱斐的《空中行脚》三七页说：除了印度僧伽，现在锡兰僧十五人、缅甸僧十二人、日本僧六人、中国及泰国僧各十人，信徒仅得四百万人。又据查询所知，印度比丘及沙弥约二十多人，能够弘法的比丘，仅三、四人而已。这以印度人囗的比率来说，实在是太少了。

　　佛寺的建筑，现有印度的、锡兰的、缅甸的、日本的、泰国的和西藏的。中国则有李俊承居士捐资、德玉法师督建於鹿野苑的中华佛寺，由果莲比丘尼建於拘尸那罗释尊涅盘处的极乐寺，由永虔法师建於佛陀伽耶的大觉寺，由仁证法师建於舍卫国的华光寺，由福金喇嘛建於那烂陀的中华佛寺。

　　正由於佛教的教团，在印度尚极脆弱，目前急需展开佛教信仰的复兴运动，印度政府也有意协助。只是弘法及住持佛教的僧尼太少，所以，印度人以及在印度的中国人，盼望能有更多的僧尼前去印度，为复兴印度的佛教而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