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诚法师法相

编者按：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学诚法师在“纪念弘一大师圆寂70周年”活动之后，接受弘化社《弘化》杂志专访。

《弘化》记者：弘一大师圆寂至今已70周年，在这70年之中，您认为中国佛教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弘一大师在近代中国佛教中，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我们如何去认识？

学诚法师：中国佛教在20世纪虽历经挫折磨难，但凭藉佛教的深厚底蕴与顽强生命力，在广大佛教徒的努力护持下，终于从荆棘丛生中辟出生路，重振生机，弘教方式正逐步现代化，并有了相当多的实践经验和一批成功典范。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的成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佛教界的一件大事，三大语系佛教徒从此有了一个全国性联合组织。中国佛教协会以“人间佛教”思想为指南，多年来在政府的支持和四众弟子的努力下，在寺院管理、僧众教育以及规范传戒等方面在全国佛教界发挥了规范及指导作用；通过大灾大难时对佛教徒的赈灾动员以及参与实际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进一步发挥出佛教界对国家和社会的积极作用；三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举办，进一步凝聚了中国佛教的力量，使之为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佛教协会多年来的大力倡导和组织下，我国汉传佛教三坛大戒的传授日趋规范和健康，如今的局面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史上前所未有的。进入21世纪，中国佛教除了进一步完成社会化的转换以外，还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与机遇。如何将佛教传统的教理教义与最新的现代文明成果相结合，如何让佛教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也是新的时代大家需要去认真思考和实践的。同时，如今佛教受到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寺院商业化现象严重，在不少地方也出现僧源不足的现象。弘一大师是我国近代文艺先驱、教育家、著名爱国高僧、律学宗师。太虚大师在弘一大师示寂后写挽诗赞誉：“以教印心，以律严身，内外清净，菩提之因。”前会长赵朴初居士曾评价：“精持梵行，严净毗尼，著述等身，中外敬仰”,“自清末以来，各宗大德阐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大师的伟大，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品格的严明清净，更体现在他对佛教事业不遗余力的奉献与发扬上。他戮力纾解，使强占寺院的“庙产兴学”运动化为无殃；创办佛教养正院，培育法门幼子；深愿大行，重树南山律幢，使南山律学重兴于末法时代，奠定了中国佛教复兴的坚固基石。大师对国家充满了深厚感情，在国家社会处于危难之际，为民族大义挺身而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其爱国护教思想的高度浓缩。弘一大师有着严肃的做人精神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在所涉及的艺术、教育、宗教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精神文化遗产，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佛教史上都有着相当高的地位。 mcm バッグ

《弘化》记者：您的家乡在福建省，福建自古佛法兴盛，被誉为佛国。弘一大师晚年即在东南（福建）等地辗转，弘法度生，这对您有着怎样的影响？弘一大师的弟子圆拙老法师又是您的依止师，能否为我们开示一下您的出家及修行，和弘一大师的戒行高品又有怎样的因缘？

学诚法师：弘一大师在承天寺时，有一次曾对人讲：“弘一是闽南人。”大师希望自己能用弘一这个名字为闽南人做一点事。大师在闽期间，极力推动僧教育，在大师身教重于言教的精神感召下，福建佛教的整体形象得到了相应提高。同时，有许多致力于弘扬律学的僧青年，追随于弘一大师左右，并最终成为持戒严谨、甘于淡泊的人天师范。圆拙老法师堪称弘一大师的衣钵传人。1936年老法师入闽南佛学院求学，在养正院亲近弘一大师，从大师的言传身教中，深刻地认识和体会到戒律对佛法住世的重要。尤其将大师教导僧青年应注意的四项——惜福、习劳、持戒、自尊，奉为圭臬。

圆老一开始就非常注重戒律，培养律制人才。现在汉地律学做得比较好的寺庙，都跟圆老有关系。在圆老以身作则的行为感召下，福建佛学院、莆田广化寺的学风、道风、寺风建设得到了全国佛教界的认同。我16岁到莆田广化寺出家，得到他老人家的悉心栽培。我能有今天，与这位老法师有着很深的因缘。以圆拙法师曾经亲近过的印光大师、弘一大师两位来说，印光大师老实，弘一大师认真，所以圆拙法师就教导我既要老实，又要认真。我一直遵照老人家的教导来为人处世。弘一大师在家的时候，无论是去日本留学也好，在杭州教书也好，出家以后持戒也好，弘法也好，都是非常认真，也就是干哪一行，就像哪一行，精哪一行，成就哪一行。这也是非常高的境界。

《弘化》记者：弘一大师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教育事业多年。弘一大师出家之后，也十分注重佛教教育，曾创办佛教“养正院”，培养法门幼子。您认为，弘一大师对近代佛教教育的贡献有哪些？这和他早年的经历有什么样的关联？

学诚法师：弘一大师对近代佛教教育的贡献，一是弘扬戒律。弘一大师为近代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对弘扬律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大师一方面专门培育律学人才，其弟子对大陆及东南亚佛教影响甚大；一方面对律典作了大量整理简化的工作，如以列表的形式将比丘戒相条理化，为后人学习戒律提供了方便，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重视僧格。弘一大师终其一生持戒精严，世所敬仰，是所有出家人效学的典范。正如大师在办佛教养正院的开示中说：“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大师的行谊风范和悲心宏愿，对僧格教育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弘一大师的这些重要贡献，与他早年教育和教学经历有着密切联系。大师幼年便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5岁时便随母亲读诵名诗格言，7岁时日课《百孝图》、《返性篇》和《格言联璧》等。中国传统教育以培养圣贤为目标，以人格教育为核心，注重“礼”的培养。大师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学期间，很好贯彻了这些原则，提倡“器识为先，文艺为后”，并且能够以身作则，教化感染了大批学子，成效卓著。

《弘化》记者：近代佛教的复兴，离不开多位高僧大德的呕心沥血、精勤弘传。比如太虚大师、虚云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等等，都从不同的路径为近代佛教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弘一大师肩挑复兴南山律宗之重任，头陀苦行，走出一条“毗尼兴法”之路。能否谈谈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是什么？在当今社会，弘传戒律的意义何在？

学诚法师：“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近代中国佛教之所以能够复兴，关键在于那时出了一批具有高尚僧格的大德，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培养他人的僧格。僧格是僧人特有的品格，是在世间优秀德行的基础上，特具出世精神的人格特质。拥有高尚僧格的僧人，定具有强大的道德感染力和感召力，对佛法住持与兴隆起到主要作用。同时，这些大师都有强烈的护教、兴教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从而殚精竭虑寻找复兴佛教的途径。在当今社会，佛教的复兴需要多方面的因素，其中最关键的也是僧人的僧格。僧格包含许多方面，如人品端良、信仰纯正等。其中，持戒是僧格的关键，也是出家人的本分。明末清初以来，戒学不振、定慧偏弘逐步演变为汉传佛教的一种普遍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佛教界整体上对戒律的重要地位认识不足，正是汉传佛教遭遇诸多历史曲折的主要内因。如果说经论是抽象的理论原则，那么戒律就是具体的实践规则。抽象的理论必须通过具体的规则才具有可操作性，才能落实为真实的净化作用和教化力量。准确理解和把握这一精神，无论是对于个人的修学办道，还是对于佛教的健康发展，都是极为关键的。元照律师说：“佛法二宝，并假僧弘；僧宝所存，非戒不立。”（《资持记》）由此可见，僧才建设与戒律弘扬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实为一体之两面。僧才的培养离不开戒律的弘扬，戒律的弘扬必然促进僧才的培养。戒律对个人而言可以止恶防非，另一个重要作用是能够保持僧团的清净与和合。是否以戒律作为行动的准则，不仅事关个人修学，而且关系到团体的和合与发展，这也是“以戒为师”的重要内涵。上世纪弘一大师重兴南山律宗，从而奠定了近代中国佛教复兴的基础。在科技迅速发展的当今社会中，如何将戒律与清规、管理制度相结合，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形势，从而有利于高尚僧格的培养和佛教团体的健康发展，是目前佛教能否复兴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