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山西农村变化迅速，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宗教文化的消长。 对于广大农民来说，除了自然崇拜之外，尚有正规的神学宗教。这就是我们今天法律所保障信仰自由的佛、道，伊斯兰教和基督、天主教。 从正规宗教在今日山西社会中演变的趋势来看，佛教、道教以及伊斯兰教在整体上处于衰落之中。与此相对的，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的发展势头却颇为强劲。正规宗教的彼消此长的局面事实上从 100多年前就开始了。 佛教尽管也是外来宗教，但经过与中国固有文化的长期融合，已中国化了，成为乡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世俗化程度是很高的。但从清末民初以来，破除迷信之说兴起，出现了到处“毁坏佛像，占据寺院庵观驱逐僧道女尼”的现象。全国很多地方都发生了毁庙反神风潮，大量寺庙道现非毁即为新式学堂所占。如山西临晋县民国初年共有各类学校 280所，其中原为寺庙观者即有 240所，佛道寺观35个。大量寺院佛庙被毁，一方面是长期战乱的结果，而更多的反映了佛、道两教的衰落趋势。 基督教传入我国较早，但有影响的传入是在明末清初。当时，首先进入山西传教的是意大利人，著名耶稣会士艾儒略。他于1610年到澳门，而后转入内地，1620年进入山西。在绛州（今绛县），首先为在北京做官并已入教的韩霖、段衮的家属18人授洗。这是明代以来山西最早的基督教。 继艾儒略之后，比利时人耶稣会士金尼格、意大利耶酥会士高一志等人于1624年和1625年先后到绛州传教，他们不仅在朝廷有支持者，而且也取得了绛州刺史的支持。这样，到明朝灭亡的1640年，山西以绛州为中心的基督信徒已达8000余名，建有大小教堂50余处。 清代，基督教与天主教的传播受到严格的限制，1840 年后《 黄埔条约》的签订使教禁大开。1845年，山西全省的天主教徒有七八千人，外籍教士 4人，中国籍神父16名，西方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迅速扩大。到1890年，罗马教廷将山西教务划分为南、北两大教区，分别以太原和潞安为中心，北境教区信教人数达1．3万多人，南部有9000多人。义和团运动中，基督教、天主教在山西受到严重打击，本世纪20、30年代教会势力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教徒人数达到了3万多人。

民国元年到民国十五年，外国人来并人数为5263人，其中教士人数即达3353人，民国十五年比民国元年人数增加15倍。 解放后，中国的基督，天主教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涉，开始独立自主办教，但也经历了曲折的历程。“ 文革” 期间，宗教活动被人为地禁止了，改革开放以后，在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下，山西城乡的信教人数开始逐年增加。1982年，全国信基督教人数300多万，信奉天主教者也达300多万。1983年据运城地区统计，共有基督徒7748人，占信教人数的54.l％，天主教徒1530人，占10. 7％，而信佛教者仅占3．4％，道教者更少，仅0．1％。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道教、佛教的衰败是显而易见的，而基督教与天主教的影响力日渐增大。 在古代社会，宗教曾经是文明的源泉。而在现实生活中，在民间，宗教是爱，宗教是信仰，它是人们心灵与灵魂的寄托与安慰。 中国民间信仰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的实用性与功利性，宗教信仰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农民们并不关心高深莫测的宗教教义和世界观之类的大问题，他们的信教主要是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进行的选择。 患病求保佑而信教，这是一个原因。看病求神问鬼在广大农村有深厚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疾病就成了威胁人们生活与安全的主要方面 。而目前 ，农村还缺乏充足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还有许多疑难和慢性病没有特别的医疗手段。大量的医疗费也使农民难以承受。为解疾病之苦不少农民以信教而求解脱。 也许是出于偶然，或由于信仰所产生的心理作用，疾病因此而得以好转。上帝的“神迹”，会产生一种示范效应。因此，患病而信教者占到了信教者的绝大多数。据我们对运城地区几个村庄信教群众的调查，因疾病信教者达64％。 家庭矛盾，邻里冲突，这是农民信教的另一主要原因。目前，在山西农村，家庭矛盾主要产生于子女与父母之间。调查中，我们所见到的一些老年人，时常面带悲凄之态，尽管他们的生活很不轻松，但还是留恋这个世界，尽管生病和残疾对于他们是残酷的，但也未能动摇他们活下去的信念。相反，青年一代却有很多自杀者，有时一件小事不顺心，就会以各种方式自尽，这样一来，反而给老人带来更多的痛苦和悲哀。信教便成了他们唯一的安慰。 尽管老一代农民有一种近乎麻木的无求无欲的满足感，但他们并不幸福，他们自知命运难改，便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子女身上，希望他们能够跳出“农门”，成大器耀祖宗。老一代农民为了能让子女上大学，承担着艰苦的重担，挤出钱来供子女读书。他们也许有过跟着子女享几天清福的愿望，但更多的是望子成龙的殷切希望。这意味着他们同时否定着自己的生活，也否定着自己的价值，但事情往往不尽人意，失意者家中往往会长久地笼罩着悲哀，老人只好转托教门。 与此相对的，还有一些经商做买卖的也信教，他们让孩子辍学经商。在同我们交谈中，这些失学儿童的家长并不满足这种状况，只是他们更为绝望，对自己的儿子很绝望。尽管他们有的是钱，然而，子女却拿不出足够好的成绩让家长供其上学。这类家长，对孩子的作为不顺心，在激烈紧张的商场中，他们承担着竞争的压力和风险的压力，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也许信教才能使他们保持心理的宁静与平衡。 山西农村的信教者各色人等都有，遍及各种年龄及职业。但归纳起来，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宗教信仰的性别结构讲，女性信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有些村庄的女信徒远远超过男性信徒，无论是人数还是虔诚的程度，女性都是很突出的。这种现象一百年来并无多大变化。 1983 年运城地区措教群众中，女教徒占到了60％以上。这种状况同妇女历来受压迫最深、文盲比例高，在家庭及社会中更难把握自己的命运有很大关系。 第二个特点是老年信徒多。80年代，在大变革的农村，老人的权威和影响力受到严重冲击，非农产业的兴起与市场机制的运行，使得文化知识较少，对外交往不多的老年人被迫让出了农村社会的主角地位，角色的变更带来的心理上的不适应，代沟的出现又加深了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的矛盾，家庭的小型化与邻里关系的淡化都不同程度地加剧了老年人的失落感和孤独感。因而从宗教中寻找自我，寻求安慰便成了老人信教的原因。 第三个特点是举家信教者居多。农村的家庭关系较为牢固，家长对子女的支配力很大，因而具有宗教传统的家庭对于后代的信仰影响极大，父母信教往往带动、影响、促使子女也信教，天主教更是一种“代传教”。同时，亲戚朋友的劝告与带动、死后灵魂的安置问题，以及希图来世也幸福等因素都是信教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