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比较——赵君生

一、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的主要内容

墨子，姓墨名翟，鲁国人，曾为宋国大夫，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非攻、节用”等思想，构成了墨家学说的核心。其中，“兼爱”是其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如穿珠之线，贯穿“非攻”、“天志”、“明鬼”、“节用”等思想。亦如梁启超《墨子学案》所言：“墨学所标纲领，虽说十条，其实只从一个基本观念出来，就是‘兼爱’”。关于“兼爱”，甚至曾批评墨子“无父”、“禽兽”的孟子亦言：“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尸子·广泽》亦言：“墨子贵兼”。由此可知，墨家思想的精义在于“兼爱”，“兼爱”是墨家的重要理论思想，而“兼爱”思想的核心内容则是“兼”。

许慎训“兼”为“并也，又从持林，兼持二禾”，引申为同时涉及几种事物，或由几部分合成一整体。从墨学文献来看，《墨子·经上》：“体，分于兼也。”《墨子·经说上》：“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兼就是整体之意，体则为部分，又如《墨子·经上》：“损，偏去也。”《墨子·经说上》：“损，偏去也者，兼之体也。”由此推知，墨家的“兼爱”是对人类整体之爱。

墨子倡导“兼爱”不是停留在空泛的说教上，而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要着眼于实利。对贫苦的人民实行“兼爱”，就要实现“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墨子·非命下》）。对弱小国家实行“兼爱”就要反对侵略，匡扶正义，维护它的利益，保障它的安全，要尽力去帮助它，使它摆脱被大国并吞的厄运。“兼爱”论的提出，其普遍性、彻底性、平等性的特性，迅速吸引世人的眼光，取得社会的广泛认同，一时蔚为风潮，正如荀子所言：“礼乐息灭，圣人息灭，墨术行。”以致出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的局面。

“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核心，尤其是大乘佛教的菩萨道，不外是慈悲精神的实践与完成。“慈”，意思是说爱众生而随时愿给他们提供快乐和幸福；“悲”，意思是说爱众生而随时愿意救其离苦。这种对一切人皆愿意与乐拔苦的精神境界便是慈悲。龙树在《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可见，龙树对“慈悲”的定义是“拔苦与乐”。慈悲是“佛道正因”，是诸佛菩萨的心念，一切教理行果的开展皆从慈悲的立场出发，“慈悲”在佛教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如佛经所云：一切佛法如果离开慈悲，则为魔法。在大乘佛教所弘扬“四无量心”即“慈、悲、喜、舍”四种佛菩萨为普度无量众生，令其离苦得乐，所应具有之四种精神和情怀之中，最根本的就是慈悲之心了。例如《观无量寿佛经》中说：“诸佛心者，大慈悲是”。《大智度论》中更明确宣称“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佛门还进一步讲“大慈大悲”，把慈悲扩大到无限，扩大到一切众生。佛的这种慈悲是深厚的，清净无染的，视众生如己一体。正如《大宝积经》里说的“慈爱众生如己身”，知其困厄，如同身受，由此而生成了“众生度尽方成正觉，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地藏王菩萨信仰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信仰。这正是佛教“慈悲”观的集中体现。

在具体的修行过程中，“慈悲”观要求佛教徒不仅要解脱自己的痛苦，还要解除众生的痛苦，即抚慰痛苦，缓解痛苦，祓除痛苦。因为大乘佛教认为，没有广大众生的解脱，就没有个人真正的解脱。只有求得所有众生得到解脱，才能使自身得到彻底的解脱。这就是大乘佛教慈悲救苦的菩萨行的最高要求。可见，佛教的慈悲观，是佛教教义的出发点和修行的基本准则，它体现着大乘佛教平等慈悲、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理性精神，在佛教的伦理道德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二、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共性

关于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类似点，早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十七卷·子部·杂家类·墨子·十五卷》条下说：“然佛氏之教，其清净取诸老，其慈悲则取诸墨。”就是将佛教的思想分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而以为皆从道墨二家引取得来。提要更论证其说：“韩愈送浮屠文畅序，称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为墨盖得其真。”可见，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确有密切的联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墨子“兼爱”观与佛教“慈悲”观的本质都是“爱人”。“兼爱”指人类整体之爱。正如《墨子·大取》所言：“爱众世与爱寡世相若，兼爱之有相若；爱尚世与爱后世，一若今世之人也。”从时间、空间而言，爱是没有时空限制，无论是对大区域、小区域的人，或是此方、他方之人，亦或是过去、现在、未来世的人，皆应平等的对待，爱他人如爱自己，彼此相爱，不分彼此。由此可知，墨家的兼爱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无有过去、现在、未来之分，无有此方、他方之别，为对全人类的普遍之爱。佛教慈悲观的核心，就是以爱心去帮助众生，觉悟众生，解救众生，使众生摆脱生死轮回的苦境，到达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

可见，佛教的“慈悲”观与墨子“兼爱”观在“爱人”这一本质上确有不谋而合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