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宽运法师

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以“交流互鉴、中道圆融”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福建省莆田市举办。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宽运法师向本次论坛提交论文《交流互鉴 中道圆融》，深入讲述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与中道思想。以下为论文内容：

文明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社会进步的产物，每一个民族的发展、每一个国家的进步、每一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文明的滋养。亚洲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东亚中华文明、南亚印度文明、西亚两河文明等“世界三大古文明”都发源于此。

璀璨夺目的文明之花在亚洲大陆上竞相绽放，不仅在绵延不息的岁月长河中留下无数感人至深、千古传诵的历史佳话，也照亮了亚洲人民筚路蓝缕求发展、栉风沐雨谋幸福的漫漫征程。抚今追昔，我们应当为亚洲文明备感自豪。

中国作为亚洲文明古国，在五千年不间断的历史传承中，形成了讲仁爱、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追求，秉持兼善天下、普济苍生的情怀。今天，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愿与各国人民交流互鉴，携手实现合作共赢的亚洲梦、世界梦。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进入多层次、多元化问题交融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简单的方式，已无法解决世界面临动态开放的复杂发展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总结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经验，预测人类全球化共同未来，提出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2014年3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被国际舆论称为“新文明观”和2014“文明宣言”的演讲，系统地提出文明交流互鉴思想。

他指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三项原则：第一、文明是多彩的；第二、文明是平等的；第三、文明是包容的。

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伟大智慧的当代体现，它要求尊重多样，平等互涵。他呼吁世界不要从“文明冲突论”的视角看待不同文明，而是要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事实。唯其如此，“和平理念的种子才能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习主席的这篇演讲，对于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以及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相处，具有原则性的指导意义。同年，习主席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关于正确对待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和现实文化的演讲，进一步阐释了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而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习主席又强调，“我们要树立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

这一“文明观科学”把握人类文明进步的客观规律，顺应各国人民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共同愿望，是对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陈旧论调的超越，为人类文明发展指明了一条和谐共生之路。

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多宗教和多神崇拜的兴盛国家。因而中华民族内部一向以来都是多元一体的格局，文化上形成了多元性与同体性互含、“多”与“一”会通的深厚认知理念：从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易传》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期间经过佛教华严宗的“一多互摄”，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到近现代的“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由是一种自古至今的“贵和”思想，相承相续地贯彻下来。至汉宋以后，“和谐”思想融入到“天人合一”观念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北京故宫的“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之名称，便充分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太和”是指宇宙的和谐，自然万物的和谐；“中和”是指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保和”是指永远保持和谐。

自古至今，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与“和”字相连的词汇不胜枚举，如：和谐、和平、和睦、和美、和善、和气、和悦、和乐、和顺、和好、和畅、和蔼、和缓、和解、平和、温和、祥和、和为贵、协和万邦等等。

因此，有人说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也有人说中国传统文化是自然亲和型文化，主张和而不同，阴阳互补，对立统一。影响所及，历代政权主流宗教政策，皆是三教或多教并励、因俗而治、以教安边；而历代人文与宗教文化的主流走向，亦是三教与多教合流、辅政劝善、相互吸纳、中道不偏。由此形成中国宗教文化生态的多元共和模式：宗教以人为本，宗教以人文为主导。

在儒家中和之道、佛教和合之道，与道家柔和之道的影响下，宗教的和平主义自然成为主流，极端主义不易产生，因而形成“政主教辅”型的政教关系；由于宗教有深厚的爱国守法传统，因此，宗教的内部关系，宗教之间的关系，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均以“和谐”为主调，而且彼此日渐接近；以敬天法祖为基础，以儒学为主干，以儒、道互补为底色，以儒、佛、道三教为核心，形成有中心、有层次、向外开放的结构，使信仰从属于道德；强调救世尚德，以行善去恶为修行第一要务。

由此可见，“和谐”，是一个充满东方智慧的名词；如今频频出现在重大国际场合，它所描绘的是国际关系的理想状态，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理解和赞同——由“和谐”推展为“和平”，人人和平、社会和平，国家和平，世界和平。这是不同宗教、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不同人民的共同理想与愿望。

一如众所周知，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积极适应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状况，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被称为“佛教的中国化”；在此过程之中，中国古代的高僧大德更从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中吸收养分，使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形成了中国佛教独特的“圆融观”或“圆融精神”。

中国佛教的圆融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容。考之典据，“圆融”一词，最早为天台宗所用，署名慧思大师所着的《大乘止观》中，论述“自性圆融”、“圆融无二”、“圆融无碍法界法门”。还有智者大师《观音玄义》、《法华玄义》等著述中，多次出现“法界圆融”、“三谛圆融”。“圆融”在华严宗哲学中更显重要，有“六相圆融”、“圆融行布”、“三种圆融”等说法。

禅宗、真言、净土等诸宗著述中，也常见到圆融之说。可知它是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重要思想。

何谓“圆融”？“圆”者，圆满具足，无所欠缺；“融”者，融会贯通，无所执着。前者是佛性论，后者是般若学。

中国佛教的圆融观，是佛性论与般若学的融会贯通，并与中国信众的思想状况紧密结合。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圆融”，就是“圆满融通，无所障碍。即各事各物皆能保持其原有立场，圆满无缺，而又为完整一体，且能交互融摄，毫无矛盾、冲突。”

透过圆融观的视野，万事万物，由于皆为终极实在的“一真法界”或“诸法实相”所现，故而均是“同一体性”，既能保持其原有立场和特性，圆满无缺，而又为完整一体，且能交互融摄，毫无矛盾、冲突。圆融精神，已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特质，深深影响着当今的中国佛教。

与此同时，“中道”亦是佛法的主要组成要素。佛教讲中道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偏激的观念和行为，中道的正确意义就是“不落两边的正中的道路”。

佛陀曾比喻说，上游的木材如果要顺利的运送到下游，要顺着水流而行，不要靠到岸边搁浅，也不要沉没在水底，才能到达目的地。中道又如弹琴，如果琴弦太紧，声音粗涩；琴弦太松，则声音沈闷；不松不紧，声音才会美妙。

在实践上佛陀开示了不苦不乐的中道，极端的苦行或乐行，两者都不能得到心灵的解脱自在，唯有依中道的智慧而行才能获得解脱。在观念上的中道，则离常见、断见，一见、异见，有见、无见等边见，胜解缘起性空的中道妙义。

佛教这种圆融精神与中道思想，在当今世界显得尤为宝贵。今日的世界，虽仍充满着各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但与以往相比，全球经济文化的大融合，越来越成为这个时代发展的趋势。

时代的发展和存在的各种问题，在呼唤着一种能消解各种矛盾冲突，促进全球化、一体化，足以将全人类联结为一体的精神纽带；呼唤着一种没有西方宗教文化对抗性、排斥性、隔碍性缺陷，高扬和谐、和平的指导思想。最适合这种时代需要、内涵深厚的学说，无过于中国佛学的中道圆融说。

换言之，时代正呼唤着中道圆融精神；佛法的中道思想与圆融观，可以运用于处理现今和未来人类心灵以及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各种矛盾冲突，教导人们从“整体观”和“因缘观”去看待万物，从而认识到现象世界本来和谐圆满，一切矛盾与冲突，不过是由人之不能如实认识缘起性、一体性，不能控制自己的贪、瞋、痴等烦恼，不能慈爱他人所造成的。

认识到任何国家、民族、个人，都同生共处于一个“法界无尽缘起的大陀罗尼网”中——《华严经》“六相”之“总相”。所谓“六相”，即是总相、别相、同相、异相、成相、坏相。“六相说”在于表明法界缘起的相貌，说明宇宙万法的无尽缘起是同一起缘，别无二法。

此“六相”阐明了现象界一切事物之整体与部分及事与事、物与物之间的相互融摄、相即相入、圆融无碍的关系。

现象万物既各有其独立自主性（别、异、坏三相），又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成相）；故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无论个人愿意与否，都必然与整体同安危、共患难，一地区、一国家、一民族乃至一个人的不和谐，会影响周边的人、事、物，使整个世界都不得安宁。

如世界局部战争必然影响其它地区的经济贸易，所造成的污染会殃及邻国乃至破坏全球生态；部分人的贫困和受压抑会滋生偷盗、抢劫、恐怖活动，破坏社会生态环境，使富国、富人也无法安居乐业。

是故，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将使全人类越来越成为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的成员虽然不无男女、长幼、贫富等差别，而尊严、价值、佛性平等不二（华严“六相”之同相），故理应以平等心、慈爱心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富国应帮助和带动穷国，富人应协助社会济弱扶贫，谋求共同发展，如此才会获得共同的繁荣、富强与安乐。

在文化方面，佛法圆融观的判教及对待外学的方法，指示世人承认各种宗教、各种思想文化，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和所对的机宜，应在友好交流中互补，在互相对话、比较中去伪存真、去芜存菁，在多元互动中促进各自的完善发展。

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方面，佛法圆融观教导人们：自然界作为人类主体（“正报”）之“依报”，与人类息息相关，为“依正不二”的关系，乃人类自身的一部分，而非只是征服的对象。

对自然资源的盲目开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必然导致人类主体自身的不和谐，产生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滋生各种疾病。经济建设应从整体思维出发，进行集约式综合资源开发，兼顾生态环境效应，进行可持续发展。而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的关键，在治好人心，所谓“心净则国土净”。

由此可见，圆融为人类文化之整体，全人类若能掌握圆融的智慧，指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心等关系的处理，则一个和平发展、生态良好的新世纪之创造，自然指日可待。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社会的和谐理念，不断地深入人心，各方均积极投身和谐社会的建设，宗教界自然是积极回应；近年中国五大宗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领袖共同发起了“共建和谐中国宗教”的倡议；中国各宗教正在以各种形式追求着宗教和谐的目标、实践着宗教和谐的理念。

在中国以及香港举办的四届世界佛教论坛，分别提出了“和谐世界，从心开始”、“和谐世界，众缘合和”、“和谐世界，同愿同行”、“同愿同行，交流互鉴”的口号；国际道德经论坛亦提出了“和谐世界，以道相通”的口号。

而“香港六宗教领袖座谈会”，由天主教、孔教、回教、基督教、道教、佛教联合组成，成立于1978年6月，可说是香港宗教界有史以来的首创。

始后每年定期举办思想交流会，就特定主题从不同的宗教角度、观点，彼此交换意见，以促进各宗教间和而不同，摒除隔膜，抱持共同而唯一的志愿︰净化人心，福利社会。

六宗教领袖座谈会成立四十年来，六宗教同仁相互尊重、互相欣赏，教派虽异，义理则一，均属以利世益人为目的。各教均表现出跨越宗派界限，一切皆以保持香港市民心灵健康为依归，不分你我之团结性；彼此和谐合作无间，建立了长久的友谊。

由此可见，共建和谐宗教，是中国宗教界努力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的有益尝试：而中国政府亦正在坚持全面贯彻宗教工作基本方针，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为构建和谐宗教关系、充分发挥宗教积极作用，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法律环境和保障。

希望中国的这种努力能够在国际上得到积极回应，期待国际上研究当代宗教问题的专家学者，多关注宗教关系研究，从宗教理论、从各国的实践与经验等方面，共同研究，合作交流，共同推动，以实践宗教和谐的理念，实现多元宗教的和谐相处，从而确立新的宗教关系；以宗教内部关系、宗教与宗教之间关系以及宗教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化解冲突，消除纷争，和睦相处，和合共生，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

香港是个独特的都市，荟萃东、西方文化，一向被誉为“充满动感和融汇多元文化的国际大都会”。

明年我们即将庆祝香港回归22周年；22年来，香港实践“一国两制”，在文化领域而言，其中最显著的特色，相信就是香港人对多元文化的发展方向，更为自觉与自信。“一国两制”无疑包含矛盾以及矛盾下的统一，然而更多是带来机遇、激发活力和推动进步。

在“一国两制”下，香港作为国际化的城市，不但有“一国之利”，亦有“两制之便”——香港拥有独特的双重优势；“一国两制”令香港成为中国与外国抗衡的地方。

自2012年开始，香港已扮演着一个国防外交的角色：香港有独立的经济、法律及社会制度，加上香港位处有利的地理位置，面向国际市场，具备高效透明的规管机制，拥有优良的法治传统，以及与国际标准高度接轨的营商环境。

与此同时，香港有一流的大学，基础研究实力不弱；有五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强；在一些领域，如医疗、生物科学等都有国际水平的基础。香港多元文化的现象，并不是我们的先辈可以预期或计划好的，而是特殊的历史和地缘因素的产物。香港人若向先辈追源溯流，绝大多数会发觉自己是移民的后裔。我们的先辈怀抱着对美好生活的期望，迁移到香港落地生根，努力开创自己和下一代的命运。就是原居民，祖宗的根源也绝大部分在内地，甚至是中原。

上世纪内地动荡的时期，香港曾经是中国文人、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后来又有内地大批企业家来港。源自内地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与香港土壤结合，长出了令人惊艳的奇葩。香港市民主要是中国人，但又有其他许多国籍、族裔人士。香港是亚洲种族最多元化的地方，在香港设置领事馆或有领事代表的国家约115个，所代表的人民、经济利益和关系网络，不断为香港带来新讯息、新意念，使香港紧贴世界脉搏。这些五洲四海不同种族的人士，都会以香港为家，都对香港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共生作出贡献。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正成为世界各地城市发展一个受到关注和重视的方向。而多元文化，正好是香港的一个鲜明特色。

文化多元化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也构成了我们的身份特色──建基于中国文化传统，糅合地方文化，吸收西方文化精粹，具备世界视野。

目前香港佛教举办的各种活动，有不少都是具有世界性、国际性观瞻的。例如三年前由香港佛教“此岸－彼岸”弘法会发起主办，儒、释、道三教共同支持，以“慈悲感恩．身心自在”为主题，举办“2015首届观音文化日祈福吉祥大会暨观音文化论坛”，倡导每年农历九月十九“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为“慈悲日”；经香港民政事务局刘江华局长郑重呼吁，借以弘扬三教均认同之“平等、清净、和谐、仁爱、知止、喜悦”等信念。

直至今年（2018）10月27日已连续举办了第四届。活动诚邀两岸四地佛教寺院、道场、团体，共同响应，共同呼吁将“观音菩萨出家纪念日”定名为“世界慈悲日”——而这恰巧正与是次论坛“交流互鉴．中道圆融”的主题相契合。

期望日后香港儒、释、道三教共同携手举办之活动，都能得到国家及社会大众的认可与支持，一起努力将观音菩萨慈悲济世的精神宣扬开去，以导正社会、净化人心，祝愿世界和平、人民生活安乐、幸福。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500多个民族和多种宗教，孕育出各自独特的文化与文明。不同的文化与文明是不同民族智慧的结晶，它们之间只有特色、地域之别，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每种文明虽各有千秋，但在价值上都是平等的。

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鉴、对话，才能让人类文明更为丰富多彩，充满发展的活力；只有秉持平等包容的态度、和而不同的精神，坚持相互尊重、互学互鉴、兼收并蓄；如是，不同文明完全可以和谐共生、相得益彰，共同为人类发展提供精神力量。

因此，真正自信的文明必然有广阔的胸襟，以吸纳其他不同文明的优点，从中寻求智慧、汲取养份，丰富完善自我；从而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是故，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面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各种危机与挑战，中国不仅要继承优秀的传统中华文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还将在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发放更多的光芒与异彩。

作者简介：

宽运法师，现任香港西方寺方丈。原籍中国东北辽宁省喀左县，乃蒙古族人士。

1964年生。1983年南下赴港。1986年追随永惺老和尚放生剃度出家，同年八月受具足戒，为天台宗第四十六代传人。

2007年三月十日升座为西方寺第二任方丈。2016年五月六日永惺老和尚圆寂，七七佛事圆满后，由董事会公推为香港菩提学会会长。

2018年二月一日被推任为香港佛教联合会第六十四届董事会会长

现任公职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辽宁省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华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顾问、中国辽宁大学“永惺佛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及兼职教授、中国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辽宁大学永惺佛学研究中心研修学苑”院长、中国辽宁省喀左县宽运法师高级中学名誉校长、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及历史文化学院兼职教授；中国辽宁省朝阳市佑顺寺住持、澳洲菩提寺住持、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香港菩提学会会长、香港佛教“此岸—彼岸”弘法会执行主席、东林念佛堂住持、观音讲堂住持、中华佛教文化院执行院长、香港虚云和尚纪念堂主席、佛教东林安老院院长、佛教菩提护理安老院院监、香港菩提出版社社长等。

近年着有《因缘集世间》、《大悲观世音菩萨》、《何去何从》、《莲宗历代祖师传略》、《大方广佛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神秘佛国──不丹之旅》、《喜悦人生》、《清凉菩提》、《欢喜学佛．快乐修行》、《菩提心灯．照亮人生》（上、下册）、《〈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浅说》、《〈善生经〉伦理思想与幸福家庭之道》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