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 高次若

宝鸡市博物馆(现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前身)自1958年建馆以来，陆续收藏到历代造像三百余尊，其中绝大部分是铜造像，其中唐大和八年(834)铜铸千佛印版(图1)特别引人关注，这是因为这面铜佛造像有明确的纪年文字，不仅对于研究我国唐代佛教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是同类铜佛印版中时代较早的。

铜铸千佛印版通体鎏金，呈长方形，通高14.8厘米，宽11.5厘米，厚0.7厘米，重456克。印面四周有凸棱，棱饰一周缠枝卷叶纹。正面铸有佛像共九层，计一百零八尊，每层上下左右排列有序。一至三层及第六、七层，每层有小坐佛十三尊，每尊高1.4厘米，上下排列整齐。第八、九层每层有小坐佛十二尊。小佛均有桃形背光，穿着、姿态均与主尊释迦雷同。第四层和第五层中间有三尊较大的造像，即为佛印的主体造像，其高度是其他小佛的两倍，主尊释迦，高肉髻，长脸，额头较长，眼微闭，着圆领敞衫，袒胸，两手作禅定印，结跏趺坐于莲座上，头部有桃形首光。释迦两侧为大势至和观世音菩萨立像，均高髻，长脸，着圆领短衫，左手下垂执一物，右手平举，赤足立于莲座上，头部有桃形背光。

在佛印的背面的正中部有一弓形印钮，长30厘米、宽1.4厘米、厚0.7厘米。印钮上下各有金刚真言，发愿文一段。金刚真言为：“金刚命真言，唵，缚日囉，娑婆诃，庚俨。”发愿文为：“大和八年四月十八日，为任家铸造佛印，永为供养。”这个发愿文明确告诉我们，唐代一位任姓信徒发愿请人铸造此佛印。“佛印”，当为“佛印版”之简称。铸版的时间为唐文宗大和八年四月十八日(公元834年5月30日)，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了(图2)。

在唐代铜佛像中，这面铜铸印版上佛图像虽多，但线条清晰，每尊佛像的轮廓分明，这体现出了当时相当熟练的铸造技术。印版现在保存状况较好，只是背面有些擦痕。这面佛像版是依照佛教密宗典籍《金刚顶经》所述典故铸成。印版正中主尊佛像为密宗本尊毗卢遮那或大日如来佛，大日如来与释迦牟尼为同一佛，有108尊法身，故此处铸出108尊佛像。正中的三尊大佛像，居中者为毗卢遮那或大日如来，其左右各为普贤及观音菩萨。

密宗典籍中的“真言”(mantra)梵文“陀罗尼”(dharani)同义，即经咒，通常只译出其梵音，而不作意译。印版背面《金刚命真言》中“唵”为梵文om之音译，梵文通常以“唵”开始，表示信徒“归命于佛”或有事要“惊赏于佛”。“缚日囉”梵文作vajya，意为金刚，转意为执金刚。“娑婆诃”(svaha)意为“成就”。此梵文大意是求助于金刚界菩萨降世，以成就信徒消灾除邪或延长寿命等愿望。

佛教在中国已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至隋唐时进入新的阶段，出现了天台、法相、禅宗和密宗等有中国特色的宗派，对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有一定的影响。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佛教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受到唐初统治者太宗、高宗的支持，至则天武后称帝时更将佛教奉为国教。密宗起源于印度，后来通过中亚传入中国，南北朝以来，至唐初，早期密宗即所谓杂密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密宗宣扬通过诵写经咒、手结帮印、心作观想和结坛等实践，可护国安民，消灾除邪，去病延年，诸事可受佛保佑，甚至死后还可进入极乐世界，因此受到统治阶级和黎民百姓的信仰。陀罗尼经咒在僧俗大众中甚为流行，诵念、书写、刻印在佛塔，以致在死者墓葬中供养经咒或佛像，在唐代已成时尚。

唐玄宗时期传入的系统密宗称为纯密，而这时的僧人不空在密宗发展中起了很大作用。其所译《金刚顶经》就是密宗佛典之一，此经全名为《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大教王经(Sarva-tathagata-tattva-samgraha-sutra)·金刚界大曼荼罗广大仪轨品之一》，共18会，选择了其中一部分。此经在当时较为流行。至唐文宗大和八年(834)，陕西任家发愿将其中佛像铸为印版。印版背面的《金刚命真言》取自《金刚奉命陀罗尼念诵法》，为《金刚顶经》第一会内容。该印版反映了唐代密宗在民间的流行情况。密宗佛经近年来在陕西时有发现，此印版佛像尚属少见。

此印版在印刷史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研究价值。中国是印刷术的发源地，印刷术与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构成了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在推动人类文明发展中起了重大作用。传统印刷主要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那么我国的雕版印刷是在什么时候发明的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家还没有统一的意见。考古发现，在雕版印刷术出现以前，西汉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印章和拓碑，一般认为，隋唐时期开始盛行的雕版印刷应当与拓碑和印章这两种方法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现在学界大多数人认为雕版印刷术的实用与盛行应当出现在隋唐之际。如1994年西安唐墓中出土的七世纪初印刷品梵文陀罗尼，是现所见最早的印刷品，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1906年新疆吐鲁番更发现了唐代武周时的《妙法莲花经》印本，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1966年韩国庆州佛国寺佛塔也发现了武周时刊于洛阳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印本，今藏首尔国立中央博物馆。

与本文所涉及的这面唐大和八年(834)铜佛版有直接关系的资料是《旧唐书》上的一条记载：大和九年(835)十二月，唐文宗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根据另外一些古书的记载情况看，当时剑南、两川和淮南道一带，盛行用雕版印刷历书，并在市面上出售。因为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但是这一带管历法的司天台还没有奏请颁发新历，老百姓印的新历却已到处流行了。因此，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雕印出版历书。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但由于历书关系到农业生产，农民非常需要，一道命令怎么禁得了呢？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到处风行。这条记载的年限仅晚于这面834年铜铸佛版一年，说明当时的雕版印刷术已相当流行。

还有，1900年，甘肃省敦煌一个王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打开一看，里面堆满了一捆捆纸卷，其中有相当多的纸卷是唐代抄写的书籍，还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这部《金刚经》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是由七个印张粘连而成的卷子。卷首有一幅画，上面画着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神态生动，后面是《金刚经》的全文，图画也是雕刻在一块整版上的，卷末有一行咸通九年的刻印文字。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比这面834年的铜铸佛像印版稍晚，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了。

另，根据明朝邵经邦《弘简录》一书的记载：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曾收集封建社会中妇女典型人物的故事，编写了一本叫《女则》的书。贞观十年(636)十一月长孙皇后死了，宫中有人把这本书送到唐太宗那里。唐太宗看到之后，下令用雕版印刷把它印出来。这个记载比前述的时间都要早，当是我国文献资料中提到的最早的雕版印刷刻本。从这个资料来分析，可能当时民间已经开始用雕版印刷来印行书籍了，所以唐太宗才想到把《女则》印出来。雕版印刷发明的年代，一定要比《女则》出版的年代更早。问题是，现在还看不到与之相对应的诸如这面834年铜铸佛像印版的实物资料的著录。笔者前不久在西安博物院参观时，看到了一面北魏太和七年(483)的铜铸佛像印版(图3、图4)，但是一直未见其著录。

雕版印刷或曰整版印刷，版材主要用木材，但也以金属板特别是铜板代替木板，多铸造而成。铜版虽昂贵，但坚固耐用，不易变形。中国在出现木版印刷之后，很快就出现了铜版印刷。清人叶昌炽在《语石》卷九中介绍古代汉文石刻时写道：“此外，尚有宋熙宁八年(1075)君山铁锅及唐开元《心经》铜范，蜀刻韩(愈)文文范，亦皆用汉文。”《龙经》为唐玄奘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之简称，共一卷。叶昌炽所记开元年遗留下来的具有凸面汉体文的《心经》铜范，并非作书范之用，而是直接用以印刷该经的铜质印版。这是八世纪前期中国以铜版印刷宗教品的最早实物资料，但是今天很难看到原件了。

过去国内所见早期印刷用铜版，为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宋济南刘家针铺所铸的方形广告印版，版面上有商标白兔和44个广告文字。版通高12.4厘米，横宽13.2厘米。宝鸡市博物馆所藏的这件铜铸佛像印版的发现填补了唐代铜版实物收藏的空白，为研究铜版印刷史提供了早期的实物资料。该版面积比北宋济南刘家针铺广告版多出6.52平方厘米。相当于今天36开本书页那样大。其版面通高比702年洛阳刊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还多出9.4平方厘米。西方铜版印刷起始于十五世纪，早期的实物没有保存下来，日本和韩国铜版出现也较中国晚。因此，宝鸡所藏的这面834年铜铸佛版，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铜版铸印版，为中国发明铜版印刷术提供了有力的物证。

(本文作者系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