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身为一介佛学大师，却做到佛像与儒学的完美结合，可谓一大圣人

安藏，字国宝，畏兀儿族翻译家。南宋末年出生于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术萨尔县），自幼学习浮屠法，兼通儒学，能一目十行俱下，日诵万言。元宪宗时被召入宫，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去世，追封为秦国公，溢文靖。

安藏熟悉佛教经典，精通汉、回鹊、蒙、藏等诸种语言，在翰林院中颇有盛名。集贤大学士陈颖在未仕以前，初游京师，即登安藏之门拜其为师，学习西域诸民族语言，并经安藏推荐得以入宿卫，不久升为仁宗潜邸说书。元世祖时，安藏任翰林承旨，负责译写表章奏议、诏令史册等工作。

《元史·徐世隆传》记载道：“四年（指中统四年），世祖问尧、舜、禹、汤为君之道，世降取《书》所载帝王事以对，帝喜日汝为联直解进读，我将听之。’书成，帝命翰林承旨安藏译写以进。”

唐五代以来，佛教盛行于西域，别失八里成为佛教胜地之一，而又大力吸收中原儒学、道学。

儒、道、释合流不仅是中原大地的发展趋势，也是别失八里文化发展的一大特征。公元981年（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北宋派王延德出使高昌回鹊。王延德在高昌（今吐鲁番）、北庭（别失八里）看到了儒、道、释合流的盛景。高昌有“佛寺五十余区，皆唐朝所赐额，寺中有《大藏经》、《唐韵》、《玉篇》、《经音》等”，北庭有“佛寺，日应运太宁之寺，贞观十四年造”，就连历书仍是“开元七年历，以三月九日为寒食”。此距安藏生活的年代仅二百多年。

在这二百多年中，天山南北政局和文化环境并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元1219年至1221年（南宋嘉定十二年至十四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请西行，在别失八里的见闻同二百多年前王延德的记载基本相同。迎接邱处机的“王宫士庶僧道数百，具威仪远迎，僧皆精衣，道士衣冠与中国（指中原）殊异”。“侍掣者有僧、道、儒”。唐朝威望仍在，“诸夷心服，惠及后人，于今赖之。有龙兴西寺二石刻在，功德焕然可观”。此时应是安藏刚刚出生或少年时期。安藏学贯中西，才华超凡，正是这种文化环境哺育的结果。

安藏习佛学。佛教既是宗教，又是文化现象。正因为如此，佛、儒、道才有合流的可能。在当时的形势下，兼通佛、儒、道，已是汇东西方文化于一身的超世奇才了。这些人必然在政治上追求国家统一、中华民族统一，在文化上扬长避短，塑造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特征。这正是高昌回鹊亦都护巴而术阿而式的斤为首的一批首领纷纷归附成吉思汗，继之而起的安藏等一批文人学士为元朝的建立与发展前赴后继的历史文化的深层次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