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宋王朝向来重视宗教的作用，到了宋顺帝时期，佛教这样发展

自宋武帝始，刘宋帝王就注意交结笼络国内外佛教界之高僧大德及著名尼僧，亲自下令将其迎请至京师，深加礼敬，叹重知赏，为其安排驻锡之所，并厚给倒施，资给供养。受其延揽礼接之高僧，多为道行精深且德素高洁者，不但博通经律论三藏，具有较高之佛学素养，亦兼涉外典，颇擅文辞，且戒行精严，具高义之品格。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堪称佛门之领袖人物，或与社会上层人士尤其是高门士族交往密切，或曾化导一方百姓，道俗版依，声名卓著。对其延揽敦请有利于促进京师佛教界的交流与繁荣，对刘宋乃至整个南朝佛教译经事业的发展及佛学研究的兴盛都有极大推动作用。

而刘宋帝王此举又带有一定的笼络释门领袖的意味，可利用其在道俗方面之影响助力于军事之征讨及政治之稳固。此外，还可通过其对佛教教义之宣导及其高洁品行之榜样对社会上浮薄之风加以整伤，从而有利于实现敦风化俗、导民以淳朴、使民德归厚的教化目标。鉴于佛门中人对外典之博涉，尤其在玄学清谈、辞藻文采方面之造诣，对其延揽礼敬从某种程度上有利于促进文化之繁荣及学术之进步。

一些高僧所示之神通也成为其俘获帝王之心的重要法宝。

元徽年（477年）七月，齐王萧道成废杀后废帝后，奉迎安成王刘准即皇帝位，改元界明，即宋顺帝。其在位时间尚不足两年，便于异明三年（479年）四月禅位于齐。据《末书》卷十《员帝纪》，文住生于泰始五年（469年）七月，则其即位时年甫八岁，而逊位时亦不过十岁光景。然《宋书》本纪载其479年“殖于丹阳宫，时年十三”，汤用彤先生亦据此认为“烦帝即位时年只十一岁”。

其详虽不可考，然页帝在位时其年尚幼为毋庸置疑之事实。自刘宋建立以来，包括帝王在内的皇族宗室及后妃之信佛者不绝如缕，陨帝自幼便生长于这样的环境之中，故而汤用彤先生言道：“阜子宗室因宫闹中帝王后妃之媚佛，耳濡目染，幼时即有感受。”在这样的浓厚的崇佛氛围中业帝在年岁尚幼时便从高僧受丘戒，《高僧传·释僧琼传》云：“少帝准从（僧琼〉受五戒。”但曾暖之为人，“既学兼内外，又律行无疵”，洞达群经，兼通外典，尤精于《十诵》，曾受孝武帝之迎请并担任僧、悦众，可谓学行兼备者。刘准从其受戒，除受佛门戒律约束外，亦当感染于其高洁之品格。

顺帝有此受戒经历及与高僧交往之事实，且不一定就能理解高深的佛教教义，尤其是在当时年幼的情况下，但对于佛教广泛宣扬之因果报应、业报轮回等说教必定有所知晓。据《南史》卷四十五《王敬则传》，宋齐禅位之际，王敬则欲以车迎顺帝出宫，“顷帝不肯即上，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答曰：‘出居别宫尔，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页帝泣而弹指：‘唯愿后身生尘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南史》增《齐书》处”条亦载此事，大致相同，顷帝所言作“惟愿生生世世不复与帝王作因缘”。在其感慨命运无常的同时，不禁有来世不再做帝王之企望，可见其受佛教果报轮回思想之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顺帝之丰后亦当为深受佛法熏陶者。据《宋书·后妃顷帝谢皇后传》：“顶帝谢阜后，讳梵境，陈郡阳夏人，右光禄大夫庄孙女也。界明二年，立为皇后。”陈郡谢氏为六朝时期著名之崇佛世家，汤用彤先生曾指出：“陈郡谢氏之名人，与佛教常生因缘。晋时谢银及其从子安石、万、石三公并其孙玄有关于佛教之事，己散见于前。玄之孙灵运，事下详。灵运之孙超宗，与慧休道人来往，为释道慧作碑铭。曾孙茂卿尝参与开善藏师之舍身忏。万之曾孙弘微，与慧琳为友。其子庄，雅重梵敏。庄子蒲，称许慧超。蒲子览，延僧曼讲经。览弟举，敬事法通，为之制墓碑。谢氏世居乌衣巷。举湛深佛理。宅内山斋泉石甚美，梁时遂舍以为寺，故名为山斋寺。而建康城外之永丰寺，则宋元嘉四年谢方明所建也。谢氏之最有名者为灵运。康乐之生平实与南朝佛法有甚深之关系，因详述之。”谢皇后之祖谢庄在孝武帝时曾瞩目于著名高僧求那跋陀罗，又对义解高僧释梵敏“承风欣悦，雅相叹重”，而“梵境”一名又带有浓厚之释门色彩。帝后之间于佛教信仰方面或亦潜相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顺帝在位时期依然有僧宫之设。《佛祖统纪》卷三十六《法运通塞志》云：“异明元年，敬沙门法持为天下僧正。”同书卷五十一《历代会要志》“僧职师号”亦云：“顷帝敦法持为天下僧正。”宋代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立僧正”下则作：“异明中，以法持为僧正。”白文固先生认为，“称天下僧正者，一般是某朝统治境内的中央级僧宫，…统领四方僧众”，而“只称僧正’者为一般州郡僧宫。”此处法持所任者当为天下僧正，赞宁所载或乃从其略。由此可知，刘宋一代僧官之设乃一贯之政策，体现了其佛教政策的成熟性与稳定性。

至于顺帝时期之译经，据道宣《大唐内典录》卷囚《宋朝传译佛经录》第十所录，有“《决正四部毗尼论》二卷”，为“界明元年，沙门释道俨依诸律撰出”。“毗尼”即律，梵语vinaya的译音，又译作“毗奈耶”。律论之撰作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佛门规范僧纪、加强戒律约束的自觉性。又，据《南史》卷三《宋本纪下》，弄明三年四月“辛卵，帝禅位于齐。圭辰，逊于东邸。是日，王敬则以兵陈于殿庭，帝犹居内，闻之，逃于佛盖下。”

《资治通鉴》卷一三五齐高帝建元元年亦云：“圭辰，帝当临轩，不肯出，逃于佛盖之下。”胡三省注曰：“自晋以来，宫中有佛屋，以严事佛像，上为宝盖以覆之，宋帝逃于其下。”则“佛盖”当为佛屋中覆盖佛像之宝盖。皇室宫廷之奉佛及相关之设施由此得窥一角。以上为宋顺帝与佛教相关之内容。史籍中不见顺帝在道教方面之行迹，张国安先生指出，＂顷帝童幼继位，鼎样将移，已无实权，旋被废杀，缺乏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没有表现出道教影响的痕迹。”所言甚是。顺帝除了名字为明帝以卡蓝术取得外，亦不见其涉及鬼神巫术一类之线索，实乃因命数太忧，尚不足形成宗教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