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手迹《格言别录》

　　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永久值得人们怀念的人物弘一大师，他那离奇的身世，跌宕起伏的人生，给世人留下一串深思与惊叹！究竟是什么样的因缘，使这位才华横溢，光彩照人的艺术大师，从那辉煌闪耀的艺术宫殿中，步入清冷孤寂的空门落发为僧呢？

　　弘一大师(1880年—1942年)，俗名文涛，字叔同。光绪六年九月初四日，生于天津，父李筱楼(小楼)为道光甲辰(1844年)进士，官吏部尚书，早期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王太夫人，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能做诗文。五岁父丧，从兄长受启蒙教育。在生母王太夫人的抚育下长大。少年即聪慧好学，六七岁时，于《百孝图》《返性篇》《格言联譬》，即可琅琅成诵。十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幻梅学习诗文骈文，又随唐敬之学习书法及篆刻。十九时，康有为、梁启超掀起维新变法，大师认为“非变法无以图存”。于是自刻一印云：“南海康君是吾师”，然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了，京津当局怀疑他与康、梁有关。为免灾避祸便奉母偕妻全家移居上海。1905年4月大师之母王太夫人逝世，大师悲痛欲绝，亲抚灵柩从上海回到天津经过与兄长“闹了一仗”之后，才争取把亡母灵柩安放在李家大院接官厅正中央，此时，大师痛苦、绝望、凄楚、悲哀。他埋掉了“李文涛”刷去了“李成蹊”的别号，更名李哀，字哀公。大悲痛中亲自为亡母王太夫人天人撰写挽联歌云：

　　汨半生哀东之长逝兮，感亲思之永垂！

　　同年七月份，二十六岁的“李哀”，带著对母亲的无限哀思，东渡日本留学。

　　1911年，大师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天津工业专门学校”任教，这是大师第一次为人师表。然而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掀起了一阵巨浪，淹没了祖辈留下的“义善源钱庄”。李家的百万财富，除了在河东的一座住宅外，荡然无存了。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大师深刻地感受到财富的无常。从此大师的表情更加严肃，衣著也更加朴素了。1912年，大师再一次离开了天津，到上海任城东女学音乐教员，并受聘为《太平洋报》的文艺编辑。自此，大师在天津的因缘，就永远地告一段落。

　　1898年，大师为避免灾祸，而迁居上海的“城南草堂”，与义兄弟许幻圆同居。时大师，“文采斐然，于诗文词赋外，尤好画画”。许幻圆是当时上海新学界的著名人物，由他的推荐，大师参加了由许幻圆、张小楼、蔡小香、袁希廉等组成的城南文化社，并与他们结成金兰挚友。从此，大师在学术界的成就，一发不可收拾。1901年他考入了南洋公学，从当时文坛巨擘蔡元培先生受业，与邵力子、谢无量、黄炎碚等同学，并参加了沪学会。正当大师春风得意之时，孰料他的母亲王太夫人突然病逝，他悲伤至极。第一次离开上海，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1912年，留学回国的弘一大师，在天津遭遇了破产之厄后，再一次告别了七年之久的上海。负责《太平洋报》副刊及广告事宜。此间刊出了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有陈思曾作插图。因大师曾号朽道人，所以当时有人请他们两人“僧道合作”。有了此次的合作，大师又与柳子，苏曼殊，叫楚伦聚会一堂，以《太平洋报》为中心，而发起组织“文美会”，编辑名家书画比较而成《文美杂志》。后因《太平洋报》场面大而收益少，且被警察查封。大师终于再度离开上海，进入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主持音乐与图画两科。《太平洋报》在上海夭折了，但是，大师在《太平洋报》的广告设计，却成为我国近代广告画的先驱之一。

　　大师的日本缘，始于1905年秋，东渡日本留学，大师到日本后，根据自己所长和兴趣，从事艺术方面的研究，撰写《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刊载于留学生所编的《醒狮》月刊。1906年9月，大师考入日本美术教育学府上野美术专门学校。大师是中国留学生进入日本美术学校的第一人。他从日本著名的画家黑田清辉学习西洋画，开始了艺术的登攀，进入后，大师学习非常认真刻苦，日本国民新闻社记者特地采访了大师，并发表了题为《清国人志于西洋画》的访问记，对大师的学习行为大中赞赏。留日期间，大师在东京除了学习绘画外，同时还学习钢琴、音乐、外语等。尤其对戏剧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引发了演话剧的强烈欲望。一九0六年，大师与曾孝会、欧阳予倩、谢抗白等创办了“春柳剧社”演出话剧《茶花女》、《黑奴天录》、《新蝶梦》、《雪蓑衣》等剧目。大师在《茶花女》中扮演的茶花女，得到了日本戏剧评论家松翁很高的评价。他在《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最佩服的李叔同君！”“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倘使自‘椿姬’(即茶花女)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容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戏剧界……”《茶花女》片段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日本人在赞扬之余，惊为创举，有好几个日本学生也加入了“春柳社”。“可知李叔同君，确是放了新剧最初的烽火。”由此亦可见，大师是中国话剧运动的最早创始人。他对话剧运动的贡献，是应该永远彪炳于新剧运动史册。大师的日本因缘，一直延续到1918年出家后，为了佛学研究，经常通过朋友以及在上海的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与日本书联系，购求留传在日本的中国佛教典籍和日本佛学著作。1936年，经大师亲自整理的日本大、小乘经律有万余卷，编成《佛学丛书》四册，交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大师手编《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一书，多达五十余万言，均采揖自日本古本，校勘注释、直到圆寂前仍然笔耕不辍。

　　大师根据从日本请的古版律学，用了七年时间，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精心地撰写了《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使淹没了七百余年的绝学南山律宗，得以重兴。该书也被称为宋灵芝律师之后第一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出版之后，由夏丐尊居士将三十五部交给日本书商内山完造，由内山先生将此分寄赠到日本的东京、京都等大学的图书馆去。

　　1929年，大师在福州鼓山涌泉寺的藏经楼里，发现了清初为霖禅师所著的《华严经疏论纂要》。此书在日本新修的《大正藏》中，也没有收入。大师慧眼识珍，于是倡印数百部，并以十多部赠与日本各大学和寺院，由此可见，大师与日本因缘之深远。

　　1912年10月《太平洋报》停刊，大师应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之聘，任图画音乐教师。校长经子渊早就对这位艺术全能的上野才子钦慕不已，更兼该校教员：夏丏尊、姜丹书、钱均夫、马叙论、朱光潜等都是文坛名匠，所以学校的艺术气氛十分浓厚。大师的教育方法既严肃又热情，使“莘莘弟子如坐春风”。

　　1914年，大师开始用人体模特作画，这种新的教学方法，一扫过去临摹的旧习，使西洋画、素描等西洋画方法，步入传统的中国画坛，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伟大的创举，大师还在学生中组织“桐阴画会”，后改为“洋画研究会”和“乐石社”(金石篆刻组织)后改为“寄社”。这些课外的艺术活动，大师都曾付出过不少精力。他为学生介绍外国“人体画”和“日本正则洋画讲义”，编写《西洋美术史讲义》。他热情负责的教学精神，使许多顽皮的学生为之一变，开始爱好艺术了。

　　1915年，大师应南京高等师范之聘，任该校美术主任教席，他身兼两职，往来于宁杭之间，在大师从事艺术教育的七年间(1912年~1918年)，为我国早期艺术教育培养了不少人才。如音乐家刘质平、李鸿梁；古文学家黄寄慈、蔡丐因；漫画家丰子恺；国画家潘天寿、沈本千等等。此七年间，是大师投身于艺术教育成果最为丰硕、辉煌的时期，他创作的《春游》、《送别》、《悲秋》、《伤春》、《晚钟》、《西湖》、《落花》等数十首乐歌，在大江南北流行，数十年久唱不衰。

　　然而，在艺术成果辉煌、如日中天之时，大师却毅然摒弃了世俗，怀著“肩荷南山(律宗)家业，作将尽绵力，誓舍此身而启道之”的宏愿。于1918年8月19日在杭州虎跑寺正式披剃为僧。这一举动，在俗人眼光中，怎能不感到震惊、叹惜呢？但是，“出家乃大丈夫之道，岂世人可知”？在大师醇厚、博雅的艺术胸怀中，早已觉悟了人生的悲悯，契合了佛陀慈悲的本怀，他的出家是与生俱来的“善根”发展的必然趋势。如在黑暗中探见一盏明灯，向著佛陀光明启开了人生新的航程！

　　大师出家后，法名“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在杭州西湖灵隐寺受具足戒，自此，大师以振兴佛教，弘扬南山律宗为己任。视名利如草芥，置个人利害于度外。云水飘泊，萍踪无定。挂单、弘法的寺院多达几十上百处，而从不把那个寺院看作个人私产，一旦离去了此缘便了，并声明终身不作住持、方丈。

　　大师出家二十四年，在福建闽南弘法先后达十四年之久，最后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的晚晴室。这段时间，无疑的是大师弘法利生重要时期。

　　1928年10月，大师首次到达闽南的厦门。在南安小雪峰度岁后，返回厦门南普陀寺，寓居闽南佛学院共三个月。大师在此结识了性愿、芝峰、大醒、寄生诸法师。并坦然地建议佛陀学院“把英文和算术删掉，佛教却不可减少，而且还得增加。就把腾出来的时间教佛学”。院方接此建设调整课程，学僧成绩果然明显提高。

　　1930年大师应性愿、广洽法师的热情相邀，二下闽南，于南普陀寺水陆圆满后，暂居南普陀寺功德楼。以一纸《悲智训》的墨宝，使闽南学生相习成诵，教学秩序亦逐渐恢复正常。

　　1932年10月大师三下闽南抵达厦门，最终定居闽南。这在给本妙法师作的《般若经论解序》中说：“余以宿缘，三游闽南，始于戊辰，次己巳，逮及壬申十月，是为最后。”

　　闽南气候宜人，生活安定，为大师弘法和著述提供了较为安定的外部环境，且闽南的民风古朴，深为大师所赞叹。大师在闽南的法缘非常殊胜，在大师于1938年给圆净居士的信中说：“今年在各地(泉、漳、厦、惠)讲经，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大师在闽南弘法不拘场所，随缘而定。内容宏扩，日期紧凑，效果极佳而富于特色。所讲之处，闻著无不欢欣鼓舞。如1938年在泉州讲《行愿品》时，“听众甚多，党部青年乃至基督教皆甚叹赞。同年四月，在写信给丰子恺居士的信上说：“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大师的佛学著述大多在闽南完成。1933年8月于泉州点校《南山钞记》完稿，此项工作，“详阅圈点，并抄写科文，改正之讹误，迄今三年，始获首尾完竣。”

　　同年十一月于泉州开元寺作《南山道宣律祖弘传佛教年谱》。1935年春，于泉州承天寺完成了《藕益大师年谱》，1936年8月，闭关厦门鼓浪屿日光岩别院，校录《东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通释》完稿。1939年4月至1940年10月，大师于永春普济寺校录《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上、中、下三卷。大师的校阅工作极为辛苦，有时倾数月至数年之力。在他于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说：“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大师论述工作的紧张。大师编撰校注的大批律学著作中，《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在家备览备略》最为重要。此外大师尚有序、跋、题记、法事行述等累累著述。

　　大师在闽南十四年中，极力推动促进闽南的僧教育，培养了大批的佛教人才。1932年、1934年，大师两次受常惺院长之请，帮助整顿闽南佛学院学风，并现身说法，教导青年学僧要“习劳、惜福、持戒、自尊”。后终因学僧纪律松弛，不受约束，而无从入手。因此，大师取《易经》“蒙以养正”之义，创造佛教养正院于南普陀寺。

　　大师曾于1931年发愿以弘律为己任，故十分地重视并乐于启导僧人自发组成学律组织。1933年大师应泉州开元寺住持转物和尚之请，由厦到泉，集合学僧十余人，于开元寺创建南山律学苑。“学员除了听律以外，并各自阅读圈点南山三大部，以作深入之研究”。

　　在闽南，大师之书法亦随时日而精进，一改早年形较方扁，稍后略变修长的作风。形成了一种淡无烟火气的独特风格。大师出家后，唯独没有放弃的是书法，他是把书法用来作为绍隆佛法与众生广结法缘媒介。并且把以字结缘看作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演讲再忙，也要抽空写字以广结法缘。1938年4月18日，大师在泉州承天寺致丰子恺居士的信中说：“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同年12月15日，大师在承天寺致慈航居士的信中说：“本拟掩关习静数月，乃人事纷忙，意未如愿，到泉州后，已写字五百件左右”。

　　大师漳州、晋江等地弘法时，大师也常以字广结法缘。

　　大师在闽南弘法成功，为众人所钦慕。更具有震撼人心的是他的道德品行，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精神。他持戒谨严，淡泊无求，一双破布鞋，一条旧毛巾，一领衲衣，补钉二百多处，青白相间，褴褛不堪，还视为珍物。素食唯清水煮白菜，用盐不用油。信徒供养香菇、豆腐之类，皆被谢绝，真正做到一物不遗，一丝不弃。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

　　“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是大师在一九三七年倡导的。当时日本侵华的气焰嚣张，大师居厦门万石岩，自题居室为“殉教”室。并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大师以为：“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后厦门遭日机轰炸，弹片入室，大师泰然无惧，诚如他的一首诗云：“亭亭一枝菊，高标矗晚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大师的这种爱国爱教的精神，将永远地值得人们学习与歌颂。

　　一1942年10月13日，大师习书最后墨迹“悲欣交集”四字，在彻悟止境中圆寂于泉州温陵养老院。享年六十三岁，法腊二十四。纵观大师一生跌宕起伏，但大师始终以艺术家敏锐的感受力与深邃的洞察力，矢志不移，最后，让我们牢牢地记住大师的谆谆教诲：“要发菩提心，即要发成佛之心，广修一切善行，利益一切众生，具慈悲之心，植成佛之因，以后才能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