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的佛学研究十分繁荣，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版。但在众多的学者中，有一位老专家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已经是87岁的高龄，并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口述著作不缀，有许多年青人至今仍然跟随他学习佛教，这位老人就是韩镜清先生。在北京五月繁华似锦的日子里，我们在老人的住所对他进行了采访，老先生精神攫烁，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了往事……

　　记者：韩老，据我们所知，你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佛教，以后又跟汤用彤先生、韩清净、欧阳竟无、周叔迦等名师学习佛教，你觉得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大的收获应是什么？

　　韩镜清：我是1912年10月生于山西沁县一个原藉北京的官僚家庭。其实当年我在北京四中上高中时最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世界哲学史、人生哲学的课。那时的中学就像上大学的预科，设有很多专科的学习课程，对这些课程我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那时我的思想也比较活泼，不但对哲学、文学情有独锺，而且也学习法文、日文、英文等，并且也就在此时，我开始决定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是谈人生宇宙的学问，佛教是属于人生学里的一种，从那时我就接触了佛教。我拜著名的常惺法师为师开始，取法名慧清，上大学后就以此为号。但我受他的影响不大，主要是通过阅读佛教书来学习佛教。

　　那个社会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有些佛教的信仰，我父亲就是如此，但我受家庭的影响也不大。父亲有一位朋友曾经留学日本，叫王敏公，他信仰佛教，曾经向我介绍了一些佛教的知识。我刚开始学习佛教时是对禅宗感兴趣，因为当时这一宗派最有影响，宽街大佛寺有一个流通处，我常到那里去买一些禅宗的书来读，有时也买一些法相宗的书看。高中时代我比较关心人生宇宙的问题，于是对法相唯识的书渐渐买的多一些了，我之所以要读北大哲学系，其原因也是在此，总之，是我自己去寻求佛教的知识，我印像中买的第一部佛经是《大乘起信论》。

　　当时的佛学界有南欧北韩两家，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是间接的，不是主要的。欧阳竟无的书我看了不少，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在学术界影响比较大，汤用彤、梁淑溟等人都与内学院有关系，当时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是南方的欧阳。七七事变时，欧阳在南京讲《晚年心得》，很多人都到南京，我随汤先生、蒙文通先生一起到南京，听了好几天的课。此前我只是读过他的书。所以我是私淑欧阳先生。在大学期间我曾听过韩清净先生讲因明，后来听《缘起初胜法门经》等。韩清净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曾开过讲经会，讨论佛教，我曾经去听过，他对我的影响要多一些。韩先生的书主要是三时学会出版的，我也买了不少，这些书一直保存下来，但是前几年被香港法相学会的人拿去了。

　　1932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各种思潮都流行，对佛教而言，尤其是关于佛教大小乘翻译的东西讲的很多，特别是汤用彤先生拼命把东西方的哲学里只要能够见到的，就尽量讲出来，这是比较难的东西，因为汉文翻译的也不是很好，不一定能懂。这种风气对我影响很大。熊十力先生这时也在北大讲新唯识论，其态度很明朗，他跟钱穆、蒙文通、汤用彤等几位先生每隔几个礼拜就要在熊十力家碰一次头，讨论学术，熊十力先生讲中国哲学时的声音很大，他有时需要一些佛教的资料时，还是由我来提供，例如《新唯识论》，我就曾经帮它出版。我现在保留的书里还有他拿粗笔大批大划的痕迹。

　　1936年毕业后我继续从汤用彤老师读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史。第二年他到南方西南联大，我因家里父母年事已高，就没有去。这时周叔迦先生也在北大教书，指导我学习大乘佛教。他要我学习藏文，因为他认识一些藏族喇嘛，请他们教我，此外每月还资助我经费，在生活上帮助我，于是我在他的鼓励下开始我学习藏文，同时在一起学习的还有王森先生，但他对梵文的兴趣比我大。自从这时学习藏文后，直接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毕业后我曾在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中国佛教学院任教，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提学会从事研究与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任教。1949年我在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1952创建中央民族学院时调到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教研组。1950-1953年和1956-1957年先后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1965年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直到退休。

　　记者：在当代中国，有人称王恩洋先生是专治唯识学的人，但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也是只从事唯识学的人，而且尤其对藏传佛教的唯识学（正确地称呼是瑜伽行派或有宗）钻研很深，为什么你要选择这门学问？

　　韩镜清：实际上我在学校没有人真正讲过玄奘法师的唯识学，倒是听了熊十力的新唯识学，梁漱溟写过《东西方文化哲学》，牵涉到唯识学问题，当时书是看了，但他已经不在北大了。我在大学写的毕业论文是《阿赖耶识的由来》。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恐怕是自己学习的一种设想。把小乘里接近阿赖耶识的说法弄些材料来解剖，当然这时对真正唯识学还是不理解的，到现在才有些地方理解的比较清楚，这也是个过程吧。后来做汤用彤先生研究生，第一学期论文是《净影八识义述》，有点批判的味道，对佛教唯识学有一点认识。总之正面的唯识学恐怕是我自己学的。课堂没真正讲唯识学。研究生第二学期论文是《大小乘身表业异解》，直接引用颇婆沙翻译的经论，重要理论是生必有因、灭不待因。

　　我父亲、兄长对同善社、扶乩很信，但它没把我抓住。我看过佛教的东西不少，尤其现在流行的重点，如禅宗、《起信论》等，一般人都注意，也影响了我，但都没有引起我特别注意，还是看唯识学的书比较多。如要分析，就是一个原因，当时出版界有南欧北韩的研究，东西不少。这个对我大概有些影响。

　　我也奇怪，为什么非抓住唯识学不抓别的？对真谛，尤其玄奘法师抓得那么紧，几十年没懈怠。1977年元月我退休后开始了第二个闭关时期，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成唯识论》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至1992年编成240万字的《成唯识论疏翼》。同时从藏文大藏中翻译有关慈氏学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60余种。而且还写了《成唯识论疏翼》。

　　记者：本世纪上半叶在佛学界对唯识学的争论很激烈，当时欧阳和太虚就唯识法相是一家还是二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你在近年来又对唯识学提出了又一种看法，认为唯识学应是唯了别识学，还提出了慈氏学的概念，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镜清：中国佛教首先是个翻译问题，我们看到的佛陀的言教就是一些译师从梵文翻过来的汉文，翻译如果不准确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佛教的认识。梵文中有两个词都被汉地译师译为“识”字，一个是讲八种识体时专用的Vijn~āna(辨别识)，一个是讲“唯识”时使用的Vijn~apti(了别识)，而在藏译中两词是分开译的。Vijn~āna(辨别识)是在内外六处两种色法之间能起的一种辨别作用，很明显是有能辨别、所辨别两个方面；而Vijn~apati(了别识)则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别”或“遍计”，除此之外并没有所缘境界的存在，只能说在缘起上有能而无所，没有能所两个方面的问题。两者如果混淆起来，唯识学的内容就不同了。

　　了别识是阿赖耶识种子的显现，它只有能显现，根本没有所显现的东西，即“唯识无义”，无义就是没有人我、法我，没有能取所取，就是没有自性，没有凡夫所面对的现实，也就是无我、无常。辨别识承认色根、色境，而了别识是把境界包括在内了。唯了别识，就是只有一个整个的能显现，其中无所、无义，就是彻底解决所取能取的问题来证真如。世亲在《唯识三十颂》里明确讲，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在《唯识二十论》中也说得很清楚，提出辨别识是为解决人无我的问题，解决法无我问题就必须要讲唯了别识。唯识学不能是唯辩别识，奘译《唯识三十颂》中第一颂翻译有误。辨别识指根境所用，是感性认识。色法离不开根，离不开境，离不开心的显现。色法受形色的限制，形色是假法。了别识则依他起法是缘起法。大乘不承认遍计所执性，不承认离开依他起而存在的色法，大乘认为所有的存在没有自性，人们常常认为依他起之外的自性，本性就存在，而此为大乘根本不承认的。大乘经论提到阿赖耶识很重要的颂文都不少，不研究阿赖耶识没法弄清人生宇宙是怎么回事，怎么死了又生……，里头是不是有灵魂？根本没这回事儿，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还关涉到自然界，不只是内部问题、主观世界的问题，客观世界整个跟阿赖耶识有关系。等流因，异熟果，增上因问题都跟阿赖耶识有关系。

　　我认为从藏文慈氏学来开发真正的唯识学。这是代替古今中外，全面重新认识唯识学的有效途径。我所说的慈氏学，是指依印度无著大师的五种著作而建立的学说，因为它是我们了解唯识学的根本所依，只有对慈氏学的根本问题真正看懂、真正理解，才真正能翻译大乘经典。1993年9月我倡导成立了慈氏学会，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校注、研究和出版等工作。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佛学开始繁荣起来，作为老一辈的学者，你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翻译了不少著作，培养了不少学生。从世纪的眼光来看，你觉得这个世纪的佛学研究应该怎样评价，未来的佛学研究会朝哪方面发展？

　　韩镜清：过去佛学发展有很大的问题，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结构方面。一是理论结构方面。前者主要在翻译上出现了问题，后者是对教义的解释上有问题，所以必须把过去错误有所更正。才能使大乘佛教重新兴起于世界。

　　在亚洲国家，日本比较注重历史、梵文的研究，并在这两方面对中国的佛教研究有过影响。但是日本的佛教根本上还没有离开中国的佛教，仍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日本对真正大乘佛教理论并没有真正认识，现在大乘佛教真正理论在慈氏学开发上，应该注意三自性，什么是遍计、依他、圆成等问题，必须严格认识清楚。欧阳大师《晚年心得》讲了两句话：“万事东风吹马耳，一园春色寄猿心。”诸法有它独到的地方，大气滂薄，有气魄，对学问欧阳有特别的见解，两句诗说明什么事都跟□心有关系。古人有修养的，像王阳明、诸葛亮等“非谈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与后来禅宗大师不在之下。对大众来说，什么是有，什么是无，必须寻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不可，所以重新好好认识三性的问题。不要随便谈，因为随便谈很容易把有无的概念弄乱了。从我的认识来看，中国佛教的第三个一千年最重要的仍是开发慈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