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武夷茶文化，茶与佛，因缘深长。

茶最初为僧人提供了无可替代的饮料，而僧人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进步。向以“佛宗道源”著称的武夷山，历史悠久，儒释道三教鼎盛，历史文化沉积浓重。“天下名山僧占遍，自古高僧爱斗茶”。佛门寺庙的茶事活动，对提高茗饮技法，传播茗饮习俗，都与茶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吴晋之际，佛教从中原传入闽中，于是佛寺相继兴建。建州山水奇秀，岩壑幽胜，士人多创佛刹、落落相望”建州所领十一县，到处有佛寺。此时，武夷山“寺观庙宇僧人相继种茶”。大凡是山峦起伏，翠峰叠嶂，佳木葱茏，云海缥缈的名山，差不多名山古刹都产茶。史称“茶兴于唐，盛于宋朝”唐朝茶叶的兴盛，是在佛教特别是禅宗发展的基础上兴盛起来的。唐代武德六年(618年)就有僧人在武夷山云窝创建石堂寺。从伏虎岩入司马泉，四周石壁凌霄，中夷厂地十亩，产茶精良，因得名“茶洞”。武夷三十六峰，九十九岩，峰峰有寺，岩岩皆茶，建州是山皆有寺，是寺多产茶，无茶不成禅寺。

“茶之为物，擅瓯闽之秀，钟山川之灵禀”和“茶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佛教禅宗大兴之后，它的教义与茶道精神相契合，又由于名茶多产自名山名水。自古来僧人多爱茶，嗜茶并以茶为修身静虑之侣。为了满足僧众的日常饮用和待客之需，佛刹寺僧利用立足地的优越自然条件，寺庙多有自己的茶园，使佛门茶事大兴。自唐朝以降，茶事一直成为佛教寺院中举办佛事的一个重要部分。僧人以茶贡佛祖(奠茶)、以茶敬施主(佛茶)以茶助禅(禅茶)，以茶社交(茶宴)，以及供僧众日常饮用(普茶)。寺院内外也大量种茶、焙茶和研究种茶技术。古代许多名茶，如蒙顶石花茶、卢山云雾茶、普陀白岩茶，峨嵋峨蕊茶、福州方山寺方山茶、建安能仁寺石岩白茶，都出于僧人手植。武夷造茶自古以“僧家所制者最为得法”。其茶质优佳，在全国同类茶品中，实属上乘。

唐代开元中(713-739年)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大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寂，又不夕食，唯许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煎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元和年间(806-820年)孙樵《送茶与焦刑部书》中的“碧水丹山”乃武夷专称。“晚甘侯”即当时武夷山寺庙茶的雅号，通过地方官吏向朝廷官宦作“遣侍斋阁”之礼品，使寺庙茶走出深山寺庙到了皇宫官第。唐代建州佛寺确实很多，而且是佛教禅宗最发达的地方，素有“佛国僧多”之称的建安北苑，南唐时便是佛教胜地，武夷寺庙茶是名冠天下的龙凤茶的原料，多出自僧家，有诗云：“凤团山上至，一饮可忘年”。　　

五代闽国，福建“佛教独盛于其时”。凡寺庙都有“奠茶”或“供佛茶”。《禅林象器笺》“凡禅林以奠茶、奠汤为恒例”。唐代僧人不仅以茶供佛，还以茶参禅，以茶释经，以茶招待施主香客及以茶应酬文人，办茶会，设茶宴，行茶礼，写茶诗，甚至著茶书。提出佛理与茶德的主张，在寺庙中亲身种茶，精心研究制茶技术，从而大大丰富了唐宋时代的武夷茶文化。

扣冰古佛、释名藻光。武夷山吴屯人。少年出家，夏则衣楮，冬则扣冰沐浴，以冰烹茗，于荆棘荒蛮中坐禅静悟“吃茶去”佛理，深得茶禅一味”的真谛。瑞岩禅寺庙前有联文云：“冰壶影，静澄怀，刹那灵山映瑞岩”。他的行状载入佛典《五灯会元》。后唐天成三年(928年)闽王延钧聘至福州，“敬事以王师”。在为王者讲经时，建议在武夷造茶为国用与助禅，由于“王者之师”的策动下，闽国朝廷于龙启中(933年)创建北苑茶焙，发展了建州的茶叶生产。

德宗兴元元年(784年)福建长乐籍禅师百丈怀海，整顿和建立新的禅宗戒律，鼓励僧徒坐禅饮茶。在《百丈清规》中提出：出家人在修道同时，必须参加农业生产，自食其力。“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农禅并重”的作风。明确地把禅门饮茶的制度作了详细规定，成为寺庙日常修行不可少的部分，进一步说明茶和佛教的密切关系。所以，在南方许多寺庙，特别是武夷山出现了庙庙种茶，无僧不茶的嗜茶风尚。唐代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云“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宛然为客振衣起，自傍芳丛摘鹰爪。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寺庙的寺前庙后，院中墙外，往往都种之以茶、自种、自制、自饮。　

僧人为什么选择茶作为生活必备的饮料，并将之升为一种品行道德的修炼部分。唐宋之际，建州茶叶处于发展时期，特别是寺庙中僧人，实行戒酒，提倡饮茶。僧人坐禅修行，息心静坐，专注一境，从而开发智慧，体悟大道。僧侣认为“品茶如参禅”，将建州茶道转化为禅道。茶圣陆羽《茶经》中指出：茶味至寒，最宜精行俭德之人。在佛教中普遍认为茶具有三德：一是坐神彻夜不眠，茶可提神益思；二是满腹时能助消化，轻神气；三是“不发”，即能抑制性欲。所以饮茶是符合佛教的道德观念，因此，茶自然受到佛教僧侣的青睐。　　

佛教修行的内容，不外乎戒、定、慧三种。戒是修行首要律条，佛戒要求僧侣酒肉，性欲予以戒除。要遵守不饮酒、非时不食(过午不食)，戒荤吃素，以达到清与洁的本性。（信息来源：香港宝莲禅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