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

翻阅佛教史，也难以找到当今这般的景象：各色人等都能打着“文化”的大旗，抑或圈地造寺，抑或露天造像，借佛敛财，中饱私囊，而且还要号称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为“经济社会”服务。于是，依靠攫取的社会公共资源，层层盘剥甚至欺诈的“旅游产业”煞是发达，唯独“文化”被奴役，“神圣”被亵渎。

“文革”之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拨乱反正，全国各地一些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寺院陆续恢复和重建，成为佛教信仰活动场所。当时，经过严格审核批準重建的寺院，多是在“文革”动乱中被毁坏的古寺，即使新建的寺院，也多是为了满足当地佛教信仰活动需要，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必要性。之后，随着旅游经济的“开放搞活”，特别是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佛道教为主题的露天宗教造像在各地人造景观中纷纷涌现，可谓第一波狂潮。不过，当时各级主管部门干预和处罚力度也不断加大，比较有效地阻止了这种现象的蔓延。比如，1995年2月19日，杭州西湖区小和山森林公园，不顾杭州市宗教主管部门的反对，坚持举办隆重的大佛落成典礼。4月27日，杭州市有关部门依法拆除了这尊耗资200余万元的弥勒佛像，一旁业已建好的寺庙也改作它用。

针对乱造露天佛像这一现象，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也多次提出批评并制止。1994年12月24日，赵朴初在无锡灵山大佛工程签约仪式上就曾提出：“北方有云冈大佛，中原有龙门大佛，西方有乐山大佛，南方有香港天坛大佛，如今，无锡的灵山就是东方大佛，这一下，五方五佛都齐整了，够了，以后露天大佛就不用再造了。”也就是说，五方五佛与四大名山四大菩萨相呼应，共同构成了中国佛教信仰的体系。

然而，进入21世纪，乱建之风骤起，再掀起第二波狂潮，一尊尊“世界之最”拔地而起，势不可挡。据宗教学者调查了解，这一波狂潮出现了如下现象：

第一，参与者甚众，成员复杂。如果说第一波狂潮中多以旅游单位为主导，那幺，第二波狂潮中涉及各级地方政府、权势机构、利益集团、特权个人、宗教界自身，不仅有国内的，还有境外的，甚或说是涵盖了众多社会阶层，大有“全民参与”之貌。

第二，借口翻新，五花八门。上世纪90年代乱造佛像多是借口发展旅游经济，而这次狂潮中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旗帜，除了所谓“为经济社会服务”、“发展文化产业”之外，还有诸如“弘扬传统文化”、“构筑软实力”、“打造文化品牌”、“突显地方特色”、“提升创意经济”等，令人眩目。

第三，手段各异，方法多样。为了获得批準建寺造像，有移花接木、暗度陈仓的(如借口纪念某地某一历史名人而改建成大佛)，有先斩后奏、借势要挟的(如擅自建造后上下运作便成为合法景点)，有迂回包抄、鹊巢鸠占的(如设卡扩建景点最终封堵强占寺院)等。

第四，机制复杂，利益均沾。这些新建的寺院景区、大佛景点，因各方势力纠结加入，表面上称“现代管理模式”，实则内部利益分配机制多是暗箱操作，有名义属“公”而实则“私”，也有形式属“私”而实则“公”，最终都是假公济私，形成一条黑色利益链条。

第五，承包转租，欺行霸市。这些乱建者们不是因为“信仰”，也不是为了“文化”，只是把“神圣”当做商品，多采取纯粹“商业运行”的手段，转嫁责任，榨取利益。同时，依仗自身的“背景”与“能量”，多是通过“统合”，围圈地盘，实现“规模效应”，以获取最大利益。

面对这些乱象，多年来，社会有识之士披肝沥胆，不断呼吁，有关主管部门也是接连不断出台法规，宗教界信众更是激愤难平坚持抗辩。宗教界代表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集体发声，呼吁坚决制止目前愈演愈烈的寺庙乱建之风、承包之弊。依笔者来看，要真正遏制这些乱象，必须要根治滋生乱象的“心业”。虽然乱因复杂，但是探究起来，借佛敛财，贪得无厌，实乃“心业”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