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便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佛教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离不开对其传播方式的反思。

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具体时间，迄今尚不明确，但至迟在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已成公论。据《魏书·西戎传》记载，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大月氏王派使者伊存向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另据《高僧传》卷一记载，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明帝夜梦金人，飞行殿庭，明晨问于群臣。有通人傅毅说乃天竺得道者，明帝遂遣郎中蔡愔等十八人西行求道。蔡愔等至大月氏遇摄摩腾与竺法兰，遂请他们同归洛阳。二人初来乍到，致力于经典的译介，译出《四十二章经》等。不难发现，佛教在中国的传播首先依靠的是上层社会力量，在得到其支持后，转向社会中下层。以至于东晋的道安法师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据梁慧皎《高僧传》记载，道安南下襄阳之时，正是玄风弥漫之际，清谈之士对于本末、有无、体用等玄学命题抱有极大的兴趣。为了适应当时朝野上下对于玄学之风的崇尚，道安在弘法中常常刻意阐释能与之相通的大乘般若学，将当时名流之士所争论的玄学问题引入般若学加以研究，从而创立了影响深远的“本无宗”。

佛教在中国流布区域如此之广、信众如此之多，与其主动融入本土文化的态度直接关联。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已毋庸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多有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两晋之际，人命贱于草，众多士人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而下层民众则更是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佛教据此提出了苦难说，并建立了一个脱离苦难的彼岸世界。这恰恰为那些精神上处于煎熬之中的士人和民众提供了一条希望之路，使得他们能够在现实生活的苦难中找到精神寄托，从而极大地扩展佛教信众的来源。佛教传入之初，因依附于本土文化而取得一席之地，很快就适应了中华文化，并形成了自我的独立性，最终与儒、道鼎足而立。

在具体传播方式上，早期佛教的传播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

口口相传是早期佛教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自东汉传入，招纳信众多是效仿佛祖释迦牟尼口传身受、耳提面命的传法形式，由僧尼开坛讲经，传播给广大民众;而经文的传承则是依靠师徒间背诵、解经的方式代代相传。禅宗所提倡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其实是早期佛教传播方式的延续与发展。

文献传播则是佛教得以广为流布的最重要方式之一。佛教典籍在中国的流布经历了“佛经汉译—经录编撰—大藏经刻印”这一传播过程，佛教文献因此而得以保留并广泛传播。同时，由于佛教在取得与儒、道鼎足而立的地位之后，开始谋求回归本来面目。佛经翻译由官译代替了私译，出现了由官府主导的规模宏大的翻译场，翻译工作成为了一种集体行为，同时翻译与讲习合二为一，如鸠摩罗什在翻译《妙法莲华经》时，很多人都来听译主讲授经义，并参加讨论。这些变化使佛教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更为深入。而由官府主导的翻译场的出现，表明主流文化对佛教的认可和接受，也显示了佛教在当时社会所取得的地位和影响，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庙宇作为弘扬佛教和举办各种佛事的中心场所，对佛教的发展和传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两晋之际，由于帝王尊奉佛法，各地遂大兴土木，以至伽蓝连路、钟磬之声早晚相闻。庙宇作为传播媒介，具有长久性。首先，庙宇不易消失，即使经历诸多风雨的洗礼，仍有可能长存于世。其次，庙宇在信众心目中已化身为一种精神、信仰和符号，它是信众的心理安慰之所，也是信众感觉自我存在的场所。每当社会动荡之际，庙宇往往成为人们的皈依之地，以及通往彼岸世界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新闻传播学部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