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二日下午,韩教授、董教授和我三个人沿着山溪散步,顺口说到了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因之引出了此言,这只是一个想法,没有经过论证,可我只是一个出家人而不是学者,我若来写文章论证这个就是不务正业了。所以,过后我把这想法与几位进行了交流,有的说这想法有价值,如蔡老师,而有的说这想法不能令人接受,如林老师。不管怎么着,我还是把这个想法印出来,希望有人来研究一下这个课题。

　　佛教传入中国的深层内涵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被学界、教界一直忽略的课题,按正史的说法是因为汉明帝做了一个梦,导致佛教传入中国。其实这个梦十分的可疑,佛教传入中国的深层内涵是值得深究的。

　　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在争鸣的时候,那么多的学派,它们因为争鸣,所以呈现出来的都是积极的一面,但到了汉朝,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学派失去了竞争对手,因为失去了竞争对手,儒家自身的魔性――儒家学派内部的消极因素、负面的内容――就迅速地表现了出来,没有竞争对手就没有活力,它就必须得寻一个对手来,这时候佛教传入中国,我觉得佛教为什么在当时传入中国呢?当时可不是阿育王主动积极向外推广佛教的时代,之所以当时佛教传入中国,其内涵应该是因为儒家魔性显现。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学马上就出现了两种趋势,一种是研习儒家经学以沉冗繁琐为时尚,另一种是董仲舒开的头儿,他以人天感应观念比附《春秋》,使得经学家们争相把儒家经典《礼》、《诗》、《易》等都披上神学外衣,这就是儒家魔性。因为有这负面因素,所以需要一个对手来消解儒家的魔性,这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国,佛教所起的其实就是消解儒家意识形态里的魔性的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的最初年代到底是什么时候?这实际上是一个永远也说不清的无头公案,虽然说一九九八年我们举行了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年的纪念活动,那不过是我们宣传佛教的一个借口而已。

　　汉武帝之后汉朝就开始走下坡路,愈演愈烈,虽然来了一下光武中兴,但从总体上来说,国运不好,这种状况越来越不可收拾,竟然一直弄到皇帝有名无实的地步,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人们强烈的震动和深刻的反省。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府……盖禄利之路也”(《汉书》卷八十八中),也就是说,儒家已经发现是因为自己缺少竟争对手,丧失了活力,魔性已经显现。儒家在物色对手时,对于中国固有的其他学派心存戒蒂,因之挑选了印度的佛教(儒家以为,在自己的地盘上佛教是不可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佛教最先是在上层文化圈中传播,“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国使伊存口授浮屠经”(《魏书·释老志》)。儒家没有想到,它们挑选了佛教,却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坟墓。佛教迅速地传播开了。

　　汉朝后期社会的动荡使人们感到了切肤的苦。汉朝乱后没有稳定多久,西晋五十二年(西晋是265年至317年),只这么短暂的统一、稳定了一下,马上又是南北朝时代,皇帝走马灯的换,社会更加不稳定,人们流离失所、痛苦异常,在这种背景下,佛教兴盛了起来(佛教最基本的教义就是苦、集、灭、道,尤其是苦在当时确确实实人们尝到了)。“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南朝四百八十寺”等,这就是佛教当时的状况。这时候可以说,佛教把儒家已经挤得靠边儿了,别说魔性显现了,积极因素也让他出不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它的重要性也是随着其使命的完成而下降――他的使命就是消解儒家意识形态里的魔性。在刚传入中国时,佛教的正面、积极因素占主导地位,因为它要消解儒家的魔性(在同时还有魏晋玄学等来消解儒家魔性,但因魏晋玄学理论有其先天的不足,所以没能象佛教一样红火)。可是,在儒家凄苦之后,佛教没有能够把握住度,它要鹊巢鸠占,占据儒家的地位,想一霸天下,想成为官方正统哲学。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的佞佛。两相比较,梁武帝更甚,他连“国歌”也要用佛教音乐。我们可以把竟陵王萧子良与梁武帝萧衍的佞佛认为是佛教向官方意识形态冲击的尝试,向正统哲学挑战的标志。这里毕竟是中国,中国人怎么可能让你印度哲学来做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呢?何况佛教在印度也不是主流哲学――印度的主流哲学是婆罗门――怎么可能让佛教来中国称王称霸呢?这就出现了446年和574年的灭法事件。法难当然有其直接原因,可在佛教史书上说的什么因为道士寇谦之、张宾,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其深层内涵应该是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狙击。当然,北方的法难是少数民族发动的,不过当时少数民族占据中原,它们对汉文化有一种敬畏,它要讨好汉文化[1]--虽然汉文化此时已经不再显赫,但与佛教比起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这两次狙击呢,因为当时汉文化在儒家没落后还没有过硬的东西,所以很不彻底。

　　在南北朝的混乱之后,中国迎来了隋、唐的统一。社会稳定了,汉文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工作。这时实际上是三家争锋,在这三家之中佛教文化理论最强大,又因为南北朝时代佛教的基本原则已然被公众接纳并熔入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现实中,所以三家之中,佛教的生命力最旺盛。道教因有李姓皇帝的政权支持,所以表现得很不可一世(当然,中间也出了武曌这么一个例外,但她的当政与整个唐朝比起来时间还是短了)。儒家呢,因为曾经有过汉朝时的魔性显现,所以人们还记着它的坏,它也就翻不了身。在南北朝时,外来的佛教曾表现出要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态势,所以中国文化就尽力地排斥它,这种态势,终于使佛教明白了:中国文化内部各家的争锋,因为人家是兄弟,打破脑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有外来的佛教参与时,中国文化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何况佛教还想占据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对付佛教的突出的表现就是在发现对付不了佛教的理论强势攻击时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对付佛教――在唐朝还有会昌法难、五代时有后周世宗法难[2]。其实佛教内部的清醒者早就意识到了应该与中国文化合作,比如道安大师传中的“(逢此凶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创宗立派的大师们把佛教中国化等等等等,高层僧侣大师们如此,但因为华夏民族的犬儒心态,使得事实上总体形势并不这样,依然是争锋。

　　三家的争锋结果,没有一个胜利者,是三败俱伤,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说是双赢,它们斗到最后,物极必反,竟然热烈地拥抱在一起,都失去了自己固有的特性,出现了变种:华化佛教、宋明理学、全真道。三家各自标榜还是佛教、儒家、道教,实际上骨子里早已不是佛教、儒家、道教,严格来说其实是伪佛、伪道、伪儒,反佛、反道、反儒,它们只是还披着一层佛教、儒家、道教的华丽外衣而已。三家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

　　注:

　　[1]见俞兆宗《儒佛交锋》

　　[2]《旧唐书·武宗本纪》有言:“……传此异俗……区区西方之教……”这是会昌法难时武宗所下诏书中的话,这话有很明显的排外色彩。关于这个排外,王治心先生在《中国宗教思想史大纲》上有明确的说明。唐时反佛的代表人物是傅弈和韩愈,傅弈反佛的第一条理由是――佛法乃出西胡,不应奉之中国;韩愈反佛的第一条理由是“佛本夷狄之人”。